五台乃历史悠久，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文明开化得较早，尊师重教久成风尚。所以，五台就成了物宝天华，地灵人杰之区域。

五台县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落。五台县远古时期为戎狄所属。五台县地质构造古老。前震旦期曾经历过一个五台运动。五台运动以后，五台山区产生了隆起和拗陷，并伴有碎性岩浆活动，沉积物厚达3000米到6000米。

五台运动

古生界的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迭系；中生界的三迭系，侏罗系；新生界的第三系，第五系在五台山区也有零星分布。

清末山西官派留学日本活动一览表

据郭荣生统计，山西留学生分布在全省的65县，其中河东道23县的留学生126人；来自雁门道的18县的126人；来自冀宁道24县的117人。就各县人数多寡而言，五台县以26人出国而稳居第一。

徐一清，别号子澄，在日肄业学校经纬学校速成师范班，回国后担任山西陆军粮服局长，山西省银行长；张瑜，23岁，别号为益卿，振武学校毕业，现入联队，学部考试为宣统元年二月，东字第151号，官费数额为420元。后担任炼钢厂主任。

徐培楠，五台县人，农学预科，官费数额为400元，出国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毕业于东京兽医学院。

张树栻（shi）,五台县人，早稻田普通，官费数额为400元，出国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曾经担任工业试验所长，后任工专学校校长。胡隽，别号千子，五台县人，留日回国曾任实业技士。

徐抡元，别号鳌峰，五台县人，留日回国曾担任粮服局庶务主任。

杨泰嵘，别号峻三，五台县人，留日回国后，担任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石宪文，五台县人，别号焕卿，留日回国后，曾担任五台县长。

李凤翔，别号仞千，五台县人，留日回国后曾担任县长。

五台留日学生的出国时间，阎锡山（1904年），张瑜（1904年），赵戴文（1905年），赵三成，29岁（1905年），徐抡元，31岁，李栖鹃，32岁；王建基，24岁，杨泰岩，31岁，赵子礽，31岁，徐宗勉，35岁，向映斗，27岁，徐翰文，24岁；

王庆恩，五台县人，原毕业于山西政法本科，民国二年十一月留日自费就读日语学校；

白瑞珩，五台县原毕业于林学专科卒业，民国二年四月官费出国预备日语学校。赵泽三，男，29岁，留日学校为政法大学，

张嘉琳，五台人，山西政法学校毕业，民国二年六月，自费留日学校为日本明治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

阎树模，别号仲楷，五台县河边村人，男，29岁，太原航空学校毕业，留日学校为名古屋飞行学校。

曲宪南，男，26岁，五台县河边村人，太原并州大学毕业，留学日本学校为神户商科大学。

张佩珍，别号仲儒，男，26岁，五台县东冶镇东街张福口堂，原太原三晋高级中学毕业，省立无线电学校毕业，留日学校为东亚学校。

张泽民，别号润生，男，24岁，北平朝阳毕业，留日学校为明治大学，

赵健，别号中枢，男，24岁，北平第四中学卒业，留日学校为明治大学，

陈志娴，女，24岁，五台县人，并州大学毕业，

曲宪纯，男，22岁，五台河边村人，北平志成中学卒业，留日学校东京工业大学预科，

徐咸寿，男，20岁，太原进山中学卒业，留日研数学舍。

徐一清先生

据1943年《山西大学一览》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山西大学堂派出官费留日学生刘懋赏、兰承荣、徐一清等30人。

近年出版的《山西通志 大事记》也记载了此次留学活动。书中谈到，光绪三十年秋，山西巡抚张曾敭奏报选派山西新式学堂学生50名到日本留学。他们是师范学校的刘懋赏、刘效文等9人，山西大学堂的李庆芳、卢昌等17人，还有山西武备学堂的温寿泉、张瑜等20名军事生。

留日的阎锡山

1909年阎锡山、温寿泉等六期士官毕业回国，次年，清朝廷陆军部召集全国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到京会试，考试在皇宫保和殿举行。山西省的士官生都参加了考试。温寿泉考列优等，被陆军部授予科举人及副军校（中尉）军衔，并被任命为山西省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阎锡山在会试名列上等，被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出身，并授予协军校（少尉）军衔；姚以阶、张瑜等亦参加了会试，均列上等，被赏给了军人出身兼授协军校军衔。

有史为证，据郭荣生统计，山西留学生分布在全省的65县，其中河东道23县的留学生126人；来自雁门道的18县的126人；来自冀宁道24县的117人。就各县人数多寡而言，五台县以26人出国而稳居第一，汾阳以18人居第二；浑源15人居第三；崞县第四，计14人，大同、河津、霍县第五，计11人；忻县第六，计10人。详见留学生源分布图。

清末山西留学生生源分布图

据《山西大学百年纪事》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西大学堂选送30名中斋学生官费留日。”其中五台籍学生有石宪文26岁，日早稻田大学预科卒业，人本部师范科毕业；部考时间与证书编号为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东字第1180号；胡俊31岁，日早稻田大学预科卒业，人本部采矿冶金科。

每个县只有一两个留学生；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的西部各县，基本上没人出国留学。留学生生源分布不均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受当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如或距离省会太原较近，或是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文明开化得较早，老百姓中尊师重教久成风尚；不但是富家子弟要入学读书，就是贫寒之家，也要送孩子读书识字。这就为留学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二是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派出留学生多寡与其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经济不发达，老百姓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也就考虑不到其他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晋中、忻州一带在省会太原经济发展辐射圈内，有靠近省会之便利，交通发达，信息灵通，人才聚集，经济富裕自不必说。有经济做支撑，官绅兴学育人的热情就高。例如，汾阳县地杰人灵，历史上就出人才，清末留学生人数居全省第二，仅次于五台县。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首绝句使杏花村扬名海内外。杏花村的汾酒带动了汾阳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外国传教士在汾阳活动早，老百姓文明开化得也较早。当时，全省首家高级护校就建在汾阳。有经济特别是约有半数的留学生是私费出国，所以，更离不开经济实力做后盾。

明清以来，晋中多富商，晋中商人几乎分布在全国各地，晋中票号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他们有实力供子侄出国留洋。榆次常家，清末出国者就有常蕴春、常凤洲、常凤岗等人。晋商在日本最早开设了汇兑局，首开各国货币兑换业务，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留学活动。三是留学活动的规模效应。

五台东冶镇徐继畬故居

在留学活动中，也明显地 存在着一种规模效应。民众中有一种“从众心理”,即随大流。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在亲朋好友以及家族中，就会起到典型示范作用，留学活动就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五台徐家和阎家、崞县(现原平)梁家、汾阳冀家、灵石何家和张家、榆次常家、运城安邑张家等，这些名门望族中后人出国的很多。

所学不同

对留学生进行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是按地域划分，如把留学日本的学生称为留日生，把留学英国的称为留英生。当然，也可按派出途径划分，或按学生所学专业划分。

按照所学专业，可以把学生分为法政生、师范生、军事生、警监生、农林生、路矿生、工科生等。从清廷的本意讲，各个时期，朝廷鼓励和选派留学生侧重不同。早年，在容闳的游说下，派出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为了富国强兵派遣学军事和学船政的学生。

1903年10月、“清廷准张百熙奏，选派师范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1904年3月清驻日公使杨枢奏请添武科学生赴日，送入陆军各学校肄业”。该年，正是按朝廷的指示，山西大学堂总监督杨熊祥具体筹办，选出师范生、普通科和军事生赴日；并选出数十名优秀生赴西洋学习矿科、机械、冶金、工程等。清末，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急需人才护国，富国强兵更需要经国济世之才。留日生中，选择学习法政、师范、军事类的较多。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名牌大学主攻法律的就有数十人之多。法政生和军事生是摧毁旧制度、建设新的民主共和国的中坚力量，有的人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有些人担任了地方政府的军政要员。而师范生则从事着启迪民智、培育新人的工作。赴英学生中，几乎全是学习矿科、机械、冶金、工程、电学等的工科生。1904年与1911年山西先后派出的两批留英生中，仅学习矿科的就有11人。

虽说分赴东西洋的留学生所学专业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胸怀“富国强兵”、“科学救国”的理想和信念，在地方基层兴办实业，造福社会的目标却完全致。不同地域培养的留学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和故乡的繁荣昌盛工作着。

留英学生名单

20世纪初，赴英国留学日渐增多。山西先后派出三批官派学生赴英留学。其中有五台籍张增，25岁，英赛菲尔大学冶金科毕业，回国担任西北炼钢厂主任，山西大学教授。程大雁，1950年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槐荫村人。祖父赵三成，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曾任忻代宁公团参谋长、山西都督府参议。父亲程飞（原名赵澍生），曾任外经部副部长、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董事长。

清末，英国是山西留学生的主要输入国之一。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的1943年中华民国同学录中，记载有8名山西籍学生。8人中，乔义生、王宪、梁上栋、武尽杰、潘莲如5人为清末赴英生，故只有李鸿桢、徐士瑚与刘恩成3人属民国年间赴英学生。

徐士瑚先生

“东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为学界做了精辟的分析。随后留学欧美活动逐步展开，各地派往欧美国家留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山西也往北美洲派遣了留学生。

民国成立后，在赴国外留学的科学救国潮中，全国派往欧洲各国留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山西派往欧洲各国的留学生规模也有所扩大。

北京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以来，各地纷纷响应。报刊曾报道了湖南直隶、山东、山西和四川等省响应之热烈情况，有捐巨款者，有发给旅费以及常年津贴者。据某报报道：民国十年至二十年(1921-1931),中国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有1600人之多，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苏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陕西9人……从其他零散资料中，也发现了一些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田象棋(1896—1968),祖籍五台东冶镇。他幼承家教，稍大考入省立第-师范学校和山西育才馆。1919年，考取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法国普尔曼专科学校，后转入巴黎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李广和(1901-1953),襄垣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人里昂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晋冀鲁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事特派员，华北督导团主任，天津稽查处处长。1948年任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53年逝世。

阎宗临留学照片

阎宗临(1904-1978),祖籍五台窑头中座村。7岁入村塾，后考上五台川至中学。中学毕业后赴京入朝阳大学。1925年赴法勤工俭学。他在巴黎一边打零工，一边补习法文。1929年，考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专攻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1933年获硕士学位，后在该大学任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授。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延伸阅读

山西巡抚张曾敭（1852—1920），字小帆，又字润生、抑仲，号渊静，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出身，历任湖南永顺知府、福建按察使、福建盐法道、广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浙江巡抚等职。光绪中，整顿福建盐务、广西财赋；镇压后套马贼；治浙江盐枭；参与浙路交涉；1907年秋瑾案发后，遣兵捕杀女革命者秋瑾。迫于舆论压力，被调往江苏、山西，旋辞官归籍。家居十四年，六十九岁而卒。

张曾敭，字小帆，直隶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地属苗疆，号难治。斥赀募勇戢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徙知广东肇庆府，有惠爱，督抚交章论荐。光绪二十年，除福建盐法道。闽盐踊贵，私运蜂起。为严立规约，奏免全厘以恤商，而正课亦饶。迁按察使，岁余，病免。越三年，再起，召见，奏对称旨，皇太后奖其明慎，即日授四川按察使，未到官，迁福建布政使。调广西，桂故瘠区，又分任庚子赔款，益不支。曾扬改厘章，严比较，裁冗费，罢不急官吏，用以不绌。

二十九年，拜山西巡抚。日俄衅作，日军进驻辽南。曾扬建议:"辟要地为商埠，别与日本密订协守同盟之约，声明不干内治。所虑者俄为日败，必将取偿于我;伊犁邻近藩封，亦渐外向，故亟宜筹饷练兵，有备无患;而库张铁路可缓办以伐其谋。"言颇扼要。马贼刘天佑等扰后套，曾扬调集各军讨平之。

三十一年，调抚浙江。时浙西盐枭煽炽，嘉湖统将吴家玉阴与枭通，都司范荣华尤不法。曾扬便道之官，或劝以兵从，曰:"是速之叛也!"遂轻骑迳嘉郡，召家玉入谒，谕以祸福，家玉不敢动，徐檄他将领其众，而羁之甬东，僇荣华等，枭渐敛迹。浙路交涉久未决，草约逾定期，英领事犹坚执之。曾扬据约立争，事乃定。

三十三年，颁下法律大臣沈家本《试行诉讼法》，曾扬言:"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上，是以尊亲之义，载于礼经。汉儒说《论语》，亦谓纲常为在所因，此各省所同，浙不能异者也。浙西枭匪出没，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于是逐条驳议之。

是年秋瑾案起。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教师，阴谋乱。曾扬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哗。调抚江苏，俄调山西，称疾归。家居十四年，卒，年六十九。（文图/胡立成）

作者介绍：胡立成，笔名虹雨，山西五台人，医教世家之后。文化传媒人，品牌创意人，抗战红色文化传承人，胡润先贤文化传播人，百家号乡村文化创办人。北京市写作学会会员、国际摄影协会会员、文字友情新媒体总编、中国网特约编辑、《旅游作家》专栏作家、山西新闻网慢游山西专栏作者、国际摄影杂志记者、中国新闻传媒集团山西新闻主编等。曾荣获2019仓央嘉措国际诗歌奖全球100位优秀诗人奖，多次在全国刊物上发表并获奖。文化主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分别崛起了两大强权：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这两个帝国都由居住在巨型城市中的仿若神明的帝王统治，管辖着广袤的疆域且时常动用成千上万的士兵。两个大国都声称统御了世界(或“天下”)，视周边民族为番邦蛮夷。然而公元3世纪后东西方两大帝国几乎同时走向没落：东方的汉帝国在黄巾起义后已名存实亡，经过汉末群雄并起和三国鼎立之后西晋王朝一度实现短暂的统一，然而随后经过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打击使华夏大地重新进入长达近三百年的大分裂时代。东方的汉帝国走向崩溃之时西方的罗马帝国正遭受内部频繁的军事政变和外部蛮族入侵的打击，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下灭亡，欧洲历史由此进入中世纪时期。

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华夏大地为止东西方历史是比较相似的，然而从公元589年起东西方历史开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公元589年后的中国尽管也曾经历过五代十国等分裂时代，然而统一却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相比之下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分裂瓦解后就再没形成过统一帝国，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呈现出明显的封建割据的状态。造成这一差异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当初秦始皇嬴政混一华夏后废分封行郡县，统一帝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中华大地各地区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这种统一体系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即使是异族入主中原也必须接纳这一体系。这样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是欧洲所不具备的。

这意味着欧洲即使偶然崛起一个大一统帝国也必须具备足以压制各地的绝对军事优势，否则一旦当帝国中枢处于衰败状态时各地就会出现群雄并起的现象。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得以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大一统帝国，然而随着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浪潮下覆灭之后欧洲就进入到了封建采邑制度盛行的中世纪。相比之下中国也曾经历过与罗马的蛮族入侵类似的五胡乱华，然而在经历五胡乱华以及之后南北朝的长期混战之后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维仍使中国人得以缔造大一统的隋唐帝国。隋唐帝国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再次统一，更使这种统一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追根溯源当初秦始皇缔造华夏大一统帝国并不单纯是用军事手段征服六国，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可能大家对秦始皇如何奋六世之余烈扫灭六国这段历史了解得比较清楚，然而在秦国一统天下的道路上除了与六国的正面战场之外其实还有一条隐蔽的经济战线的竞争，也就是说秦国的统一之路除了对六国的军事征服之外还有一条经济上的统一之路。关于这点过去我们相关的历史作品提到的比较少，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秦国是如何在经济上混一华夏的。要谈秦国的经济统一之路首先要了解秦国自身的经济基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秦国的经济形势有这样一番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也就是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只占天下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十分之三，却占据天下财富的十分之六。

据《史记》记载：秦之先祖为先贤皋陶、伯翳（伯益），本为古部落首领少昊后裔，为“嬴”姓。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华夏部族联盟的共主之位是实行禅让制的，到了大禹时期各部族推举伯翳为大禹的接班人，但大禹之子启破坏禅让制，杀死伯翳，开启了家天下的历史。嬴姓部族在首领伯翳死后被启开创的夏王朝打压，被迫从今天的山东地区向西迁徙，逐渐来到今天陕甘交界一带。商汤灭夏时嬴姓部族趁机报复夏朝，为商汤建国立下功劳，于是被商王朝提拔重用。武王伐纣之后嬴姓部族作为商朝贵族被清算，由商王朝的贵族沦为周王室的牧马奴隶。周孝王时期（前897年―前886年）为抵御北方戎狄的侵扰就选择汧水、渭水之间这块土壤肥沃的天然牧场大肆繁殖马匹。这恰恰为日后秦人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有一年周孝王巡视马匹饲养情况时从牧场中一位犬丘人那里得知：嬴姓部族的非子极会养马，马只要一经他手，就会又肥又俊。周孝王立即命养马的小臣带非子来见。周孝王问到养马之道，非子对答如流，对于马匹的调养、训练、繁殖和疾病防治等，都能说出一套高超的办法。周孝王听后十分高兴，于是便让非子到汧水、渭水之间主管马匹。非子受命之后处处尽职尽责，没过几年时间马匹数目大大增加，而且养的马雄峻无比，周孝王每年来看都非常满意，非子因为养马之功由养马的奴隶晋升为王室附庸。想那非子不过是牧马奴隶出身，如今获王室提拔成为政府公务员，但不过是最基层的干部，干的还是养马的老本行，就好比孙悟空被玉帝官封弼马温。此时非子只是封地不足五十里的“附庸”，既不是诸侯，也算不上卿和大夫。

由此可见秦国的祖先在列国之中是出身很低微的，然而嬴姓子孙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之后终于使秦国得以成为与列国平起平坐的诸侯。秦国的祖先是靠养马起家的，所以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是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由于秦国与西戎部族为邻，在与西戎部族的交流与战斗中秦国对马的需求是很大的，所以秦国立国后对畜牧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然而也正由于秦与西戎混居杂处的生活状态使其饱受东方诸侯的歧视，所以多年来秦人也一直试图在文化风俗上向周文明靠拢。在这一过程中周人的农业文明不可避免会对秦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秦国实际上逐渐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格局。周王室东迁后秦国接管了关中平原，这时秦人得以更好地吸收当地的农业文明。春秋时代秦人逐渐转为以农耕生产为主，畜牧业则主要由臣服于秦国的戎人处理。

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至今仍是陕西省的粮仓，而春秋战国时代这里的自然条件比今天还好。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从秦国都城沿水路运粮到晋国都城，引起规模之大号称“泛舟之役”。日后班固在《汉书》中形容当时秦国的富庶道：“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指像海洋一样富饶。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当时关中一带森林的密集程度和丰富的出产。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陇山一带还有广大的森林，以致于当地百姓盖屋从上到下全用木板，不用砖瓦或其他建材。战国时期入秦的荀子曾说过：“秦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开始“初租禾”改革：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此前秦国的土地都是世家贵族的封地，农民其实都是为世家大族耕种的农奴，随着“初租禾”改革的推行，在秦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地主和自耕农。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即位后“初租禾”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秦国以法律形式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保障百姓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这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绝对是一项亲民政策。毕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秦献公利用这一政策既获得了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又削弱了世家贵族的势力。公元前378年秦献公又开始推动市场管理的改革——对工商业征收新税，推动秦国商品市场的发育，同时也为秦国的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税源。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废除自秦武公起秦国实行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废除殉葬的同时秦献公还大力鼓励生育，借以增加秦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商鞅变法后秦国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丈量分配，然后在此基础上把贵族的封疆（大田界）、阡陌（小田界）全部打开，从而废除了奴隶制贵族对土地的占有特权、确立了按军功爵位重新分配土地的原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勤者多有田”。同时商鞅变法以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方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属性，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从而得以极大调动国民的耕作积极性。商鞅变法确立了奖励耕战的原则：按粮食产量换算成相应的军功授予爵位，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与此同时商鞅还从魏国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之后秦国大量开恳山林荒地、招募邻国人口用于发展农业。

秦人作为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后裔似乎具有治水的天赋。春秋中期秦相百里奚在渭河上游修了一条渠，开辟了数万亩良田。因为这条渠是百里奚主持修建的，所以就被称为百里渠。公元前316年位于四川盆地的巴、蜀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秦惠文王趁机遣将司马错攻灭巴、蜀两国。秦取巴蜀后秦国的蜀郡守李冰在今天的成都一带主持兴建了都江堰，又整修栈道改善交通，同时从秦国迁徙秦民万家入蜀。张若为郡守时修筑成都城，设立市场，广开贸易。在蜀地设盐、铁、锦官主管煮盐、冶铁、丝织。成都平原从此被称为天府之国，成为秦国东出一统华夏的军粮供应基地。都江堰使秦国新取得的巴蜀之地成为了天府之国，然而与此同时关中的百里渠却因年久失修而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效果。

秦昭襄王年间韩国的治水名士郑国受韩王委托入秦助秦国修关中大渠，事实上韩王此举意在使秦国举全国之力修渠而无暇攻打韩国。由于当时秦昭襄王正举全国之力修建都江堰，所以关中大渠的修建计划被暂时搁置。秦昭襄王死后秦孝文王当了一年秦王，秦庄襄王当了三年秦王，在此期间关中大渠迟迟未能动工。秦王嬴政即位后丞相吕不韦任命李斯为河丞、郑国为总工，集中数万百姓修关中大渠。修了数年却一直没有成效，一则人力过少，二则施工难度极大。嬴政亲政后得知郑国是韩国间谍，因此打算杀了郑国。然而李斯开导嬴政说：“韩王之计不过延缓韩国一两年的寿命，然而关中大渠建成将会有千秋万代之利”。深以为然的嬴政和郑国达成协议：集中百万民工修建关中大渠，一年之后这条被后世称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得以完工。

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平原的土地盐碱化得到改善，土地被大面积开发。至此秦国南有成都平原、北有关中平原两大天府之国。如果说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工程使秦国具备了傲视天下的农业经济基础，那么在战国时代后期秦国的商业经济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商家吕不韦、计然派名士蔡泽入秦后在商鞅变法的农战基础上发展商业，因此使秦国的商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吕不韦作为天下富商，其经商手段十分高超，他的家产是真正的富可敌国，母国卫国的国君都要靠吕不韦接济才能过上几天阔绰的日子。计然派是越国范蠡写下的商道经典，蔡泽师从计然派，因此也是经济大师。如果说吕不韦和蔡泽促进了秦国在国家官方层面的商业发展，那么畜牧大亨乌氏倮、丹砂巨商寡妇清等人则作为秦国民间富商的代表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至此我们已对秦国的畜牧业、农业、商业均有了一个大概的直观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秦国是如何在经济上实现华夏大一统的。我们中国人最早的货币是贝壳，所以古汉字中和钱有关的字大多都是贝字旁。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贝壳这种传统的货币不够用了，毕竟在古代那种交通条件下要把产自海边的贝壳运到内陆地区太难了，于是金属货币开始逐渐取代贝币。可能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金属货币主要就是黄金、白银、铜钱这三类，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冶炼技术下人们最常见的金属是青铜，所以当时的农具、武器、货币等等几乎都是用青铜制作。最开始人们是以称重的方式使用青铜进行交易，然而每次交易之前都要先称重实在太过麻烦，所以后来人们就用青铜做出了各式各样的钱币。

采用固定模板制作的钱币在大小重量上是一致的，所以也就省去了每次交易需要称重的麻烦。到了战国时期华夏大地形成了四大货币区：以燕国、齐国、中山国等地为主的刀币区、以韩国、赵国、魏国等地为主的布币区、以周王室、秦国等地为主的圆钱区、以楚国等南方诸侯国为主的蚁鼻钱区。金属铸币的出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每次交易需称重的问题，然而不同货币区之间的交易仍存在规格标准不同的问题，那么不同货币区之间的交易难道需要通过称重来解决吗？可当时各国的计量单位也并不统一。我们知道统一列国之间不同的货币和度量衡正是后来秦始皇的两大重要举措。在货币规格和计量单位并不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同货币区之间的交易其实是存在诸多实际困难的。

在形制和重量都不统一的情况下某种货币就只能在特定地区流通，一旦拿到别的地方去恐怕都没人知道这是钱。有钱但不通用是支付工具的致命伤：换算麻烦还只是一个方面，同时换算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货币兑换成本，这样就相当于人为地加大了交易成本。到了秦惠文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使其意识到诸侯各国都需要一种新货币来替代之前各种使用不便的杂币，于是在公元前336年前后秦国适时推出了 “半两钱”。《汉书·食货志》是这样描述这种货币的：“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这句话透露出3个重要信息：秦国的半两钱在材质上与周钱相似；半两钱上铸有“半两”二字；这种货币的重量统一为半两。统一重量并把重量铸在钱上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没什么，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小的革命。

在使用金属货币的年代重量就是价值。在钱上刻上重量就像我们今天在钞票上印“XX元”一样让使用者一目了然。“半两钱”的另一个创新特点是它的形质：之前人们为了方便携带和使用一般用绳索和木条把铜钱串起来，久而久之就发现圆孔的钱串起来以后容易松动，在使用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摩擦。由于青铜质地较软，所以磨损自然会导致减重。在那个使用金属货币的年代减重就是贬值：如果一枚新钱重0.5两，用一段时间变成了0.4两，那么价值就缩水了20%，这时再拿出来用就未必能令别人接受。“半两钱”对“圆钱”进行了改造：中间改成了方孔，串起来钱绳索不容易松动，同时还减少了货币的磨损。秦国在改良钱币形质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货币的管理：秦国规定“半两钱”只能由国家铸造，私铸者将处以重刑。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又是理所当然之事：今天货币发行权掌握在国家手中，私人不允许印钞，那么在使用金属货币的年代私人不允许铸币也该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秦惠文王的半两钱改革之前货币私铸、盗铸现象在各诸侯国都是很普遍的事，所以货币规格很难统一，极易造成混乱。秦惠文王的半两钱改革不仅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也保证了市场上流通的“半两钱”的铸造质量。中国的货币制度由此开始走向成熟，后经秦始皇统一货币之举而趋于完善。可以说秦国的”半两钱“在那个年代就有如我们今天的第三方支付一样是一次支付革命：在大家都急需要一种方便、快捷和通用支付工具的情况下，标准统一、设计美观、理念先进、管理规范的秦国“半两钱”横空出世，那么秦币就没理由不在当时天下五花八门的货币中脱颖而出。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先进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促进作用。秦国当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而”半两钱“则在大秦帝国的统一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秦军东出之际秦国的半两钱也开始了它的远征。中国古代的史书侧重于记载王朝政治的变迁，对社会经济变革不太重视，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比较少的，不过现代考古发现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记载的缺失。近年来考古学家在秦国旧址发掘出土了大量半两钱，同时在其它各国旧址也发现了很多：在秦赵长平之战旧址（今山西晋城）附近一个村庄曾出土秦国半两钱20000枚，在当时属于赵国的山西临汾的安泽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秦国半两钱。河南颍阴、南阳和湖北宜城等地也出土过大量的秦国“半两钱”，而这些地区在当时都属于韩国。

河南安阳的林州也曾出土过秦国“半两钱”，山西运城的河津发现过秦国“半两钱”2000枚，这些地区在当时属于魏国。湖北襄樊的宜城、孝感的云梦都出土过秦国半两钱，这些地区在当时属于楚国。远在辽宁铁岭出土的2只燕国陶制“存钱罐”中也存有130枚秦国半两钱，这里在当时属于燕国。此外四川、甘肃、重庆、内蒙古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秦国半两钱。半两钱之所以能席卷天下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战国后期秦军不断向外扩张，占领地区不断扩大，于是也就把秦国的货币带到了新占领的地区。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半两钱席卷天下的全部原因，毕竟在秦国占领区之外也发现了大量半两钱，所以半两钱风靡天下确实证明它优于其他各国的货币。半两钱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实力，从而推动了秦国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