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大学

到底正妹都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一名在日本就读福冈大学的正妹，因为长相酷似性感韩星泫雅，在该校拥有超高人气，更获选为2018年的福冈大学校花，她在受邀录制网络节目时就公开了自己的理想型，而她竟然喜欢「这一种」男生。

网络节目《校花点点名》推出了世界校花点点名系列，首站来到了日本福冈，该城市以盛产美女闻名，被各地誉为「博多美人」，主持人SONY在福冈大学随机找了一名同学，并询问他是否能介绍漂亮的女生，于是在对方的牵线下顺利找到了2018年福冈大学的校花－NONOKO。

▼一名在日本就读福冈大学的正妹，因为长相酷似性感韩星泫雅，在该校拥有超高人气，更获选为2018年的福冈大学校花。

目前正在福冈大学就读四年级的NONOKO有着水汪汪的大眼和白皙的皮肤，让主持人SONY第一眼看到对方就忍不住惊叹：好可爱，NONOKO也害羞表示她其实希望自己的女粉丝能再多一点，看上去文静乖巧的NONOKO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兴趣，她表示很喜欢运动「会和朋友去爬山、海边和露营等，找各种户外活动去玩」。

▼NONOKO透露了自己的理想型「喜欢马脸的男生，个性的话，有趣又温柔的人」除此之外她就没什么要求了。

NONOKO也提到了自己曾经到中国台湾参加时尚走秀，当时接触到中国男生，觉得他们「非常温柔」，她笑说：当时我们还一起去吃小笼包，如果将来真的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我觉得中国男生会很细心地对待我，每一天都会很幸福，同时也透露了自己的理想型“喜欢马脸的男生，个性的话，有趣又温柔的人”除此之外她就没什么要求了，视频尾声他们也来到室内运动场PK运动项目，没想到3次比赛都由NONOKO获胜，也让观众们看见她私底下的运动风采。

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无利不起早”，意思就是早起本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通常能早起的人，都是因为有利益或者动力存在的。延伸出来便是，人们通常都是因为利益，才去选择做辛苦的事情。不过，今天八两妹要介绍的这起案件，却令人意想不到。

众所周知，福冈县是日本九州人口最多最繁华的一个县城，福冈县内设有九州大学、九州工业大学，这些学校都属于日本国内一流的公立大学。因福冈县又靠近东亚大陆，所以其外国留学生也非常多。

王亮、杨宁、魏巍是三名中国学生，后来去了福冈一所大学留学。由于王亮和杨宁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留学期间还需要省吃俭用，生活很辛苦。在两人做了室友之后，因同为中国人又同病相怜，便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两人在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福冈县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之后，王亮因多次打架斗殴被学校给予处分，但他仍屡教不改。2003年5月，王亮因将一位同学打成重伤，被学校开除学籍，还被取消了留学生签证，他面临着必须得回国的状况。

不甘心就这样回国的王亮打算临走前再干一笔买卖，反正日本已经待不下去了，不如带走点什么东西。之后，他叫上了杨宁，杨宁则拉上了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魏巍，三人就这样商量共同定下了抢劫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魏巍的家庭条件其实很好，他并不需要靠抢劫来养活自己，至于为何会选择参与这次行动，很多人猜测是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吧。

三个人提前购买了哑铃、刀子、尼龙绳及塑料袋等东西，于6月19日晚上潜入了早已提前确定好的松本真二郎家。松本是一位经营服装生意的商人，一家四口生活富裕，三人猜测松本家可能藏有一定的现金，便将目标订到这里。

院子里，松本的车不在，三人暗自窃喜，随后冲进了松本家里。松本的妻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三人听着声音，顿时心生邪念，随即冲进浴室，经过一番折磨后，又用尼龙绳将她勒死。

此时，松本正好进屋，三人躲在门口，用哑铃将他敲昏过去，并绑了起来。等到松本醒来后，三人用其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威胁松本交出钱财，但最终还是将这一对儿女勒死了。在抢到了4万日元之后，三人将松本杀死，并将这一家四口的尸体上绑上哑铃，抛到了博多湾。

第二天，港口的工作人员无意中将尸体打捞了上来，日本警方很快便查到了凶手。此时，还在日本的魏巍被警方逮捕，据说在被逮捕的时候，魏巍还在与人笑着交谈。而已经跑回中国的王亮和杨宁暂时躲过了一劫。

为了抓到凶手，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协助请求，中国警方随即派出警力协助查案。之后，王亮选择了自首，杨宁则被中国警方逮捕。最终，王亮被判处无期徒刑，杨宁被判处死刑，在日本的魏巍也被判处死刑，不过在16年后才被执行。这三个恶魔，最终接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胶东散文家作品系列（9）

王景贤散文作品

怀念上尾先生

文｜王景贤

2017年11月30日

接到玛雅晚间打来的电话，我立即警觉了电话的含义；但因心里却未做好任何准备，我突然在电话这一端泣不成声了。本应该安慰玛雅，但我却失态地痛哭了起来。

玛雅是上尾先生的长女，我与她从未谋面。但一年前刚刚读过了上尾先生的自传体回忆录，便读了玛雅在回忆录中为父亲写的后序。玛雅无疑很好地继承了国立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的父亲上尾龙介和母亲、日本现代诗人野田寿子的良好文学基因，在读玛雅为父亲写的后序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此便不觉得玛雅很生疏。

玛雅在电话中告诉我，父亲上尾龙介于五月四日去世了。离我最后一次拜见上尾先生，恰好时过一年。三天后，我乘上了横滨飞往福冈的飞机，去向这位我的恩师作最后告别。

（一）

飞机降落到福冈机场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左右，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午一点。因有些空余时间，我便拖着行李箱，独自走在曾经无限熟悉但已变得有些陌生的这座城市。福冈，是二十多年前留学来日时我的第一个根据地，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去国离乡的酸楚和人生孤寂的城市。五月的风从四面八方随意吹来，漫无目的中我停留在天神地下街的一家咖啡店口。但驻足店口，我有些大大地惊讶了。完全出于偶然，正是这家野田咖啡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学校的引荐下与上尾先生见面后，先生带我来这里喝了人生中第一杯不是速溶的咖啡。

我诧异怎么会时隔二十多年，在为上尾先生送行的这一天来到这家咖啡店。迟疑中我进了店门，点了咖啡；环视四周，一切如从前。一瞬间，我了解到是上尾先生冥冥中在牵引。二十多年了，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告别先生，竟然是在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时的咖啡店。一时间所有的光阴在瞬间回到从前，泪水模糊了双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见面的很多细节已经忘记，只记得先生的黑框眼镜下两个不大的黑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一幅彬彬有礼的学者风范。言谈之间总在嘴角流露一丝淡淡的、不易察觉的笑意，并经常配有幽默的言语。

那天上尾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夫人和这家咖啡店一样，也姓野田。席间先生一直谈夫人野田寿子，谈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九州大学的一次丁玲文学座谈会上，并告诉我那时夫人进入会场时只有两个空座位，一个是上尾先生旁边，一个是另外一个男生的旁边。夫人犹豫了一下之后选择坐在了上尾先生的旁边，他们就此相识并在此后相爱了。先生风趣地说，如果当时坐在另一个男生旁边，可能三个人的人生都会完全不同。另一个男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说明夫人坐在我旁边，还是做对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

我记得当时自己笑了。初次见面，如此大谈自己夫人的日本人，还是头一次。

然后先生带我乘坐电车和巴士，一路教我如何买票，如何乘车。先生带我去了福冈近郊他自己的家，在家中他的夫人――现代诗人野田寿子正预备了晚餐等待我的到来。那是一顿家常便饭，主菜是日式炸大虾。丰盛，却没有多余的殷勤。

席间，上尾先生一边吃一边流泪，我表示担心。先生擦着眼泪做难过状；夫人一边笑一边打诨说，“他是个善感的人，每次吃饭都会被美食感动得流泪。”我诧异地笑了，细问原委，原来竟是一次鼻腔手术的后遗症。其后又有过很多和先生一起吃饭的机会，每次他都会毫不例外地边“哭”边吃，我也就渐渐地习惯了。

那一晚，距今已时隔多年，说的话题几乎记不清楚了，但整晚上我似乎没有感觉陌生，也没有必要担心话题空缺。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是日本诗坛的著名女诗人，一位是是大学教授，一名从二战苏联战俘营得以幸存回归的老兵。他们柔和的目光和温和的话语，还有浅浅的笑容以及恰到好处的幽默，整个晚上包围着我，温暖了我出国离家后孤独的心，也让我认识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高洁的世界。

那时我二十出头，辞去了国内在独资企业当翻译的工作留学日本，虽也一番斗志昂扬，但也担心此后的路会越来越曲折。听了我的话，先生和夫人鼓励我道，“如果你是一丛灌木，那来栖息的只会是麻雀；如果你想遇到雄鹰，就先学会把自己成长成冲天的杉树。”

临行时，先生拿来了一本书，封面写着《日本现代诗文库70 野田寿子诗集》，第二页签有“赠王景贤 上尾寿子”。我诚惶诚恐地顺手翻开了一页，一首叫做“咳”的诗映入眼帘，诗是这样写的（本文作者译）：

咳

夜里一直不间断的邻室的咳嗽声

到拂晓终于像断了线一样停止了

我也终于有些抑郁地睡了

睡梦中幻觉般美好

在梦中，邻室那熬过痛苦的年轻姑娘

在享受着片刻的安祥

我的心由衷地快乐

清晨来了

护士苍白着脸颊告诉我

“那个姑娘，走了”

原来那阵激烈的咳

竟是她最后的希望了

而那寂静

而死亡来临的那一刻

我也竟是知道的

我为她感到的喜悦

仅仅是我自己的喜悦

那一刻，原来我只是在呆呆地观望

时隔多年，如今想来这一夜曾经是怎样的一种奢侈。而年轻的我，对曾经和未来的一切，都毫无所知。那一年先生六十八岁，夫人六十七岁，我二十三岁。

（二）

之后的我便投入到了紧张的留学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物价与日本物价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自费留学生要在这里读下去是非常艰苦决绝的。怀揣着仅能坚持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开始了半工半读生活。

开始还住在学校宿舍，每天傍晚五点钟到十点钟在一家餐馆的厨房洗盘子，下班后回宿舍休息一个半小时，再偷偷地溜出来到一家盒饭生产线从夜间十二点钟开始工作到早晨六点钟。我常常在生产线前站着便睡着了，贴在便当盒儿上的帖子扭扭歪歪的时候，流水线前方就会有日本阿姨喊道，“姑娘又睡啦！醒醒”。

清晨六点钟下班宿舍尚未开门，我便在公园长椅上睡到八点，清晨公园遛狗的人也许只当我是流浪女。异国街头的第一个初夏，就在惺忪和朦胧中迎来。

上尾先生那时并非在学业上指导我的老师。他已从九州大学退休，受聘于福冈女学院大学，我和先生的交集只因他是我所在的语言学校的顾问先生。

那时每个留学生需要有保人，上尾先生是语言学校安排给我的身分保证人。但为了保证生源，每个保人只能担保一年，因为学校还要请他们给下一届学弟学妹们作担保。因此一年后，我们需要自己重新寻找保证人，正常情况下我和上尾先生的担保与被担保关系到此结束，我们的交往也就应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一直到先生的临终电话，我们交往了二十三年。

其间，上尾先生为学校担保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常年为中国留学生无私地做了很多事情，在九州大学工作期间，也曾专门负责那里的留学生工作。

一年以后，我从语言学校毕业，曾经为去哪一所大学而犹豫。找到先生询问，先生回答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作抉择”。我习惯了“这样都是为了你好”式的婆婆妈妈教育，又因是家中老小很少有自己决定的机会，一下被这样说，突然觉得既有压力又新鲜。原来我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原来我自己的人生必须由我自己决定，一瞬间我虽毫无判断根据，但似乎眼前豁然开朗。最终权衡利弊和经济实力，我选择了后来的一所公立大学，从那里又考入了九州大学硕士课程，终于成为了上尾先生的同校晚辈。

再见到先生时，已是几年后在大学拿到了国际商学学士学位回到福冈。先生仍然是招待我和几个留学生同学去他的家里做客，但这一次是由我们来包饺子庆元旦。

先生的家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入口处有一株青葱的梅树和松柏，进门右手的客厅那时候被完全打开，和榻榻米房间连成一体，与我初次拜访时有些构造不同。记得先生有一个书斋，书斋里的书架一排排地陈列着，好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但现在，榻榻米的地面上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先生在这里用它来写作，因为桌子较长，可以铺开很多资料典故。

对我们的到来，先生和夫人显然很开心。我们也都从初来日本时那几个懵懂未开的女孩儿变得大约了解了一些日本社会，聊起天来日语方面也通顺得多了。那一天，先生眼睛幽幽地望着远处，头一次严肃地告诉我们，他正在写自己的自传，主要内容是二战期间作为迫击炮兵派往中国战场、战后又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劳动，体验了九死一生又返回日本的过程。

那一天，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自己的故事。上尾先生曾经在1944年作为学徒兵被派往中国山东战场，在那里的第59师团迫击炮队当炮兵。中学毕业后因为喜欢中国文学，他特意选择到中国留学，而在中国留学时由于日本战员不足，各地日本学生纷纷被作为学徒兵派遣到各个战区。上尾先生就是在北京留学期间被迫当兵的。先生说：“那时候我真想就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消失在北京街头，这样就可以不去当兵了。”很遗憾，想到家中有父母兄弟，他没有那么做。1945年日本战败，上尾先生被苏联军带到西伯利亚，看到了艰苦的俘虏生活中人性的扭曲，在差一点累死和饿死并且疟疾流行的极度恶劣条件下，得救于一块同伴分来的面包，延续了其后的生命，一直到战后回到日本。

回日本后，上尾先生参加了大学复考，终于进入了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名门九州大学。在众多战友亡灵的陪伴下，他日夜苦读，获得了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文凭。

战后，上尾先生一直愧疚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恶行，尽管中日两国缔结了友好条约，上尾先生还是觉得需要从个人角度补偿于中国，这也是他多年来和夫人一起视中国留学生如己出来关怀和帮助的主要原因。上尾先生还长期在反战杂志《赤旗》上发表文章连载，用实际发声和行动来反对日本的右翼好战分子。

这一天，我告诉上尾先生，希望他写成了自传以后，允许我来翻译成中文。先生不置可否，只是笑笑说，“不写完这本书，我是不能死的。”

（三）

中间我参加工作并结婚，每年回去看望先生和夫人。他们长久的支持已经成为我在日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终于在一个夏天，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福冈了。临行前，我们去拜访了上尾先生和夫人。先生明显老了，但话锋仍健。只是这段时间，夫人得了轻度的埃尔兹海默症，做饭时会忘记顺序，渐渐地生活中必须由先生下厨房做饭了。

但上尾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写作，那本他打算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反战自传，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看着仍然温和、谈起诗歌时毫无违和感的寿子夫人，很难看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异样。但一离开诗歌话题，寿子夫人就会反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想象上尾先生在生活中到底要承受多少困难，然而我知道，我其实无法想象到。

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很乐观。那年八十岁的先生给我讲了一个二十年前的故事。二十年前，六十岁的上尾先生告诉自己八十岁的恩师，说“先生，我竟然也六十岁了，老了，有些无所适从呢。”上尾先生的恩师说：“上尾君，当你也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你有多么年轻。”听了先生的故事，我感觉有一种生存的力量在他身上生生不息，同时也感受到，他是在用二十年前自己恩师的话鼓励自己也鼓励着我，要抓紧时间和生命。先生仍旧侃侃而谈，告诉我们他要在生前写下那本反战自传。我和爱人听了他的话，深深察觉到自己对于时间的漠然，由衷地生出了一种反省。

我告诉上尾先生，我要离开福冈了。逢年过节也许还会回来看他，但也许不能像现在这么方便了。先生动情地望了望我和爱人还有孩子，点了点头，没有说太多。那天，我们第一次谈到了过去的侵华战争，先生讲到了“三光政策”，讲到了当时中国人民受到的苦难。然后说到，“‘三光政策’那应该是我们师团，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应该道歉的，我很愧疚。”

这是和先生结识了十多年来第一次，先生在我面前道歉了。我默默流泪了，而且无法止住，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代替中国人民，但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哭泣的心是中国人的心。我不愿擦去眼泪，怕先生看到我在哭；因为他在郑重地道歉，我怕惊动了他。

事实上先生自身只是一个迫击炮学徒兵，军龄一年便迎来了战争结束而当了俘虏。

三天后我们带着七个月的婴儿准备登机的时候，先生和夫人，两个加起来一百六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互相搀扶着，从福冈郊区的家特意赶来机场为我们送行。我知道先生的挥手中有一种意味――“这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否再见”。

先生和夫人为我们准备了“饯别”，就是送给去远方的人的红包，这一别我们真的好久未见。

（四）

不在同一座城市居住了，但我每年仍然会按照日本的习俗为上尾先生和夫人送上冬夏两季的问候品。而每次接到东西，上尾先生都回写一封亲笔信表示感谢，并在大约信件到达后特意打来电话，然后我们会在电话中长谈。钓鱼岛问题使得中日关系极端不好的时候，上尾先生非常担心我的境况，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周围有朋友么？平时过得还好么？”

终于在那一年的年末，先生打来电话，说夫人有可能不好了。

“如果她不好了的话，我会很伤心很伤心的”，八十多岁的老翁在电话另一端如是说。我知道先生爱夫人很深，我试图猜测先生的悲哀有多重，但那悲哀深到我无法猜测。

我不知如何劝慰，我知道任何劝慰的话语都是无力的。

转年春天，夫人真的走了。与先生对夫人的感情相对照，夫人在走之前很长时间，因为埃尔兹海默症的关系，她已经不认识那个深爱自己的丈夫了。

日子马不停蹄，我的生活因为人口增加、孩子们尚小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余力。除了每年为先生寄去一点问候，然后等待他老人家的电话。电话中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夫人离去一年多以后。

先生从失去爱妻的痛苦中站起来，在快马扬鞭争取时间赶写那本反战自传。那时候先生一个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每周除了到医院治疗一下有病灶的腿之外，在家里的生活时间和写作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

（五）

这一年年末的礼品应该已经送到了，可是通常会来的上尾先生的信和电话一直没有到。往家中打电话也一直没有人接。我开始四处打听上尾先生的消息。终于消息传来，说是上尾先生已经在一年前因脑溢血急救而住进了福冈郊区的一家老人生活设施，虽然目前相对稳定，但正在恢复当中。

虽说很难过，但先生已经九十高龄，很多事情也在预想当中。人生无常，况且用上尾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代替当年死在西伯利亚的年轻战友一直在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万般艰难和长时间的刻苦努力中，先生的书写成了。

2016年春天，日本《朝日新闻》等各家报社报道了这本书的出版，书名就是《一块面包》，上下册厚厚的两本。这本书转年在日本获得了《西伯利亚抑留纪录文化奖》。当听到这一喜讯时，我喜出望外，立刻买来新书开始阅读。

读着读着，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在书中遇到了那个未曾谋面过的年轻的上尾青年，仿佛感受到了他当年到中国读书时去国怀乡、思乡念父的情怀，也遇到了那个听说要服兵役时，恨不得化成中国人悄悄消失在北京街头的上尾青年。

读了书，我立刻决定启程去福冈看望先生。于是去年的五月四日，我一个人单身启程，乘飞机来到了上尾先生当时的居住地――福冈市郊的一家养老院。那时我想先生也许已经不认识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拜见先生、恭喜他完成大作，关键还要感谢他为我做过的一切。那时我隐隐地意识到，也许要感谢先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来到养老院时，先生正在午餐。我不做打扰，静静地在一旁等待。远远看去，先生的眉毛已经白了，但一身的学者风范丝毫不减。坐在养老院椅子上已经不能生活自理的先生，据说还有一些遗忘症状。

等先生用过午餐回到房间，我静静地出现在了先生的房间门口。二十多年的时光，聚集成一瞬，我记得自己胸口有一种疼痛。

先生抬眼，竟然马上就认出了我，感激的目光汇聚于眸中。寒暄后听说玛雅写的《一块面包》的后序先生尚未读过，我便拿来为先生一读。先生仔细地洗耳倾听，说：“你的日语，了不得啊”。我答道，多亏了先生的栽培。

我问先生说，我可以翻译这两本书么？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一个视角，用看待一个普通的日本青年、一个普通的日本士兵的眼光来透视这次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无法挽救的，战争是疯狂的，所以战争是要回避的。但从一个人的角度，从对方国家的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来看一下战争，也许是过去的中国人未曾尝试过的。

所以我想翻译这本书，介绍给中国年轻人看看。

先生听了我的话，混沌的目光变得清晰而有力。用尽全身的力量，深深地说了一句，“当然可以。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热泪盈眶。

这句本应由我表达给先生的话，竟然由九十岁高龄的先生拿来对我说了。

我应该对先生说什么呢？就只是这最后一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场人生的饗宴了。

人的一生到底能有几场真正重要的际遇？

际遇中真正影响你的人，他从不需用言语教诲你；而只是用自身的行动和背影来影响你，让你受用终生。

告别仪式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一个人坐在野田咖啡馆里，深深缅怀着刚刚逝去的上尾龙介先生。去年临别时，对着从门口即将消失的我，先生坐在椅子上深深俯首的样子，令我永生永世不能忘怀。

初来乍到

文｜王景贤

日本九州最大的繁华地带应该数福冈的天神了，就好比东京的银座或者北京的王府井。26年前作为一名刚到日本的留学生，我自然很向往在那里找到一份薪水较好的勤工俭学工作。

经朋友介绍，这个愿望终于在几个月后实现了。那是一家名叫“天神驰走馆”的日餐店，我在那里的厨房做了一名“调理辅助”，实际上就是在厨房洗碗兼打下手。虽然这家当时在天神一带小有名气的日餐店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初来乍到时一起工作的人们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弥足珍贵，经久不能忘怀。

（１）王桑，你辛苦了。

虽然在国内学过日语，不会出现太多语言障碍，但刚大学毕业不久，对于日本饮食文化和餐饮界的职场文化几乎为零知识的我，就像每个刚到国外生活的人一样，突然间消失了所有的自信，之前的一切生活常识都变得不可确定，在这个语言和文化不同的国度，自己好像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第一天换上工作服来到厨房，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一切茫茫然。

“王桑（桑是日语中对人的尊称），把盘子拿过来！”

“王桑，把这个盆子拿过去！”

一起打工的职场前辈们尽量吩咐我做最简单的事。

可是，“嗯？他是说这个盘子吗？不是那个盆子吗？……”我的耳朵虽然接受了信息、大脑却在不停地打空转，像一个外星人突然来到了地球。陌生、紧张、无头绪，还有些担心和害羞，我完全失去了自我。那个时候，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愚蠢极了。

晚间5点钟开始营业，每个客人来店整个餐厅就会此起彼伏地充满了日语的“欢迎光临”。每个服务人员包括厨房里的员工都要求竭尽最大音量向顾客问候，而我却害羞得满脸通红，怎么也发不出那么大的声音来，觉得拼了命也只发出了自己耳朵刚刚能听到的声音。

随着客人酒足饭饱，厨房里撤下来的碗筷酒杯也越来越多。因为还做不了其他工作，我只好低头在蓄水池旁拼命洗碗。但即使洗碗，速度也慢得太多，不一会儿蓄水池里便挤满了要洗的碗盘酒杯。大津前辈，一个高个子的男生，默默地走过来帮我洗起碗来。看着他迅速于我三倍到五倍的洗碗速度，我再次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虽然指导我的后藤主任、阵内领班和其他每个员工对我都很亲切，尽管大津前辈为避免我觉得尴尬，一边洗碗一边和我找着话茬，但一种不知所措的压力和源于无法得心应手的害羞，还是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工作的4个小时漫长得像4个月，终于到了晚上9点钟，阵内领班来到厨房，温和地宣布：“王桑，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吧，你辛苦了。”我略带抱歉地小声回答：“您辛苦了。”只听到阵内领班接着说，“第一天工作，一切都不习惯，不要着急。一切会慢慢适应的。”一边说，阵内领班的眼睛里透出了一种温和可亲的眼光，他那本来就很帅气阳刚的脸，一瞬间便成了我心目中的男神。

（2）“天神驰走馆”的人们

很快我真的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而知道我是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厨房里的钟点工阿姨们也很乐意在休息时间和我交谈，交谈中透露着她们对于中国和我自身的好奇。

“你不想家吗？你的日语真好！”

“中国有洗衣机吗？中国的马路是柏油马路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似乎还只停留在这种程度。有时哭笑不得，但也不能否认，那时开发区的街道上的确还跑着驴车。

大多数和阿姨们交谈的时间是愉快的，她们会从家里特意为我拿来点心或饭团，在大家都忙碌着工作时偷偷暗示我“低下头吃几口没关系的，你年轻，饿肚子可没法工作”，她这样强调。她们看我的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是那种母亲般地慈祥。

很遗憾，不久之后由于公司改变了经营方针，“驰走馆”由一家日餐店便成了巴西餐馆，除了我和正社员之外，一起工作的阿姨们被换成了一批大学生。为了新店开张，我和大学生们一起接受研修，这下我也变成了一个职场的小前辈。

新来的大学生们都是福冈市内各所大学前来应聘的，他们每个人都年轻有活力，和阿姨们相比多少有些不拘小节，但也充满了快活和干劲。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小几岁，在工作之余貌似懒散，但只要干起活来就风风火火，非常严谨认真。

和阿姨们一样，他们也对我这个外国人充满了好奇。虽然每个人个性不同，有的开朗，有的略显拘谨，但工作之余他们都会向我抛来不同问题，和他们聊天成了我了解日本社会、锻炼提高日语的好途径，我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一起工作的日子，每天虽辛苦倒也愉快。

（3）”战事”勃发

小川君是一个身高将近1米8的大一男生，除了性格开朗，据说歌唱得非常好。关键是小川君还长得很帅气，是那种百里挑一不可否认的帅哥。小川君工作也非常卖力，因此在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中可以算是一个小头目。

一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阵内领班和后藤主任都在后面走廊吸烟的时候，小川君领着几个男生笑嘻嘻地在厨房里谈论着男生们热衷的话题，我则背对着他们在收拾洗碗池。突然，小川笑嘻嘻地走过来，“王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呀”我毫无戒备地回答。

“王桑难不成还是处女吧？”

我象一瞬间突然被雷击中了一样停顿了，对于一个来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保守女孩儿来说，还有比这更难堪更难听更难回答的问题吗？我的脸感觉像一阵火突然燃烧起来了一样，我下意识的感觉需要灭火器。但当我回过神来时，只见小川和他的贼党一起好似一瞬间获得了至宝一样愉快而兴奋，一边发出一片笑声一边跑出了厨房。

是，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了我眼中的“贼党”，只见那几个轻浮的贼党们跑出后竟又跑回来冒出了几个脑袋，对着我嘻嘻地在笑。我意识到自己手中拿着洗碗用的水管。于是一场“中日厨房战”，不，一场“中日男女精神对抗战”开始了。我毫不客气地朝着贼党们冒出来的脑袋和脸部进行了清水袭击，一边袭击一边感觉到一种羞辱，又觉得对这些幼稚的小男人们苦笑不得。直到后藤主任进了门，看见了我一脸的愤怒和贼党们一头一脸的水。

（4）“贼党”的真面目

从此我和“贼党头目”小川尴尬地翻了脸。尽管阵内领班和后藤主任也从中调和，并委婉地告诉我有些误会他们，他们并无什么恶意，但没有道歉没有缘由地就向他们低头？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很快我就因考学关系要离开福冈这座城市了。和小川们没有太大激化也没有明显缓和，大家你做你的工、我洗我的碗。

突然有两天，小川临时休假。之后再来工作时，小川看起来有些气色发虚的样子。一起工作的大学生们大多是离家一个人住在福冈，小川也不例外。因此起初以为小川气色发虚只是因饮食不周休息不好。但当阵内领班和男生们说话的内容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有些小小的吃惊了。原来，那时正值阪神大地震发生，由于伤亡较重，血库存血明显不足。福冈天神等繁华街口红十字协会到处在招募大家主动献血，我心目中“轻浮”的小川君，竟然两次不顾自身健康前往血站为灾区民众献血。

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国内献血，我们国家是要给很多金钱补助和补品的，还会带薪休假。但是，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鲜血竟然是免费的！

我再次受到了文化冲击，这种触动让我忘记了小川君的“十恶不赦”，从家里搬出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红枣茶，送给了小川君，希望能给他补补血。

红枣茶一交给小川，马上换来了小川君年轻感动的笑脸，当然还有对之前“非礼”的道歉。他告诉我，他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请我理解和原谅他。就这样，我和小川君和好如初了。

临毕业马上就要离开天神的打工店了，阵内领班和小川君带领着一群小男生邀请我一起去送别会和卡拉ok。

卡拉ok店里我终于听到了小川君传说中的歌声，那真是叫美好。

转眼间时光流逝，我自己也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当年的年少轻狂和害羞，也不知随着岁月消失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想起小川，还会想起那张恶作剧时的脸和收到红枣茶时感动的表情。也经常会想起“驰走馆”一起打工时温柔祥和的阵内领班和亲切的阿姨们。

不知道，这些年他们过得好不好。

一期一会

文｜王景贤

话说当年，一些怀抱梦想的中国年轻人敲开了曾是“鬼子的国家”的国门。我也夹在其中顺潮而行,怀揣着十万日元现金，负笈东瀛。说起来动机也真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大学读的是日语，学的是外经外贸专业，因为想看看“日语”这条长长轨道的尽头有没有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

记得那年5月一个不冷不热的日子里，我骑着用自己十分之一储蓄买来的唯一固定资产――一辆26型自行车，行驶在前往打工面试的路上。当时，只怀揣了3000日元现金的我，我一边与鼓槌敲打般的饥饿做斗争，一边警告自己如果买了吃的就相当于牺牲两、三顿方便面晚餐。可能由于饥饿而注意力散漫，我心爱的“固定资产”被街区狭窄小路的路牙子给磕了一下，我便在瞬间失去了平衡，只穿了一条牛仔短裤的膝盖，被重重地磕在柏油马路上。

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初春的五月。我一个人跪在了“鬼子国家”的马路上，疼痛地爬不起来。鲜血顺着膝盖涌出的那一瞬，我被惊讶和疼痛震撼，同时又被一些其他复杂的情感梗住喉咙。已经二十岁出头的我，竟扑簌簌地在街头落起泪来。

这时，一个“鬼子”阿姨走了过来。她将我扶起来，温柔地问道：“大丈夫？（日语：没事吧？）”

我当时心里默默地说着，我不是“大丈夫”，我疼，我委屈，我想家……。可是，我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又用日语问我：“要不要去医院？”

我记得自己哭得更凶了一些，因为不知道到医院要花多少钱，不知道我带的3000日元够不够？即使够了，那也是我宝贵的生活费啊！不，是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费！

血还在流，一瞬间腿疼得几乎不敢动，但我摇了摇头，任泪水哗哗地流。

“我了解的，了解的，我的孩子也在外地念书，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的。”这位日本阿姨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后背，一边轻轻地说着。

我想她可能是看到了我自行车上写着“国际言语学院”的字样。她将我扶坐在路边，用日语说，“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我渐渐恢复了理智，对痛哭的自己感到有些害羞，忍着流血的膝盖和被摔的整条腿上一阵阵麻木的疼痛，坐在路边把脸埋在了腿上。等了不知几分钟，日本阿姨从自己家里拿来了一个急救药箱回到我身边。

她蹲跪了下来，灵巧地从急救箱里拿出了消毒液和绷带，轻轻而仔细地用棉签在我的膝盖伤口处消毒，又用绷带小心翼翼地将其绑好护住。

不知为什么，伤口绑好后，我一下子就觉得疼痛轻了许多。虽然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但比起摔倒时那种钻心的疼痛要好得多了。我也渐渐平静下来，我想问日本阿姨叫什么名字，以便日后感谢她；但我又实在无法想象在日本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父母的自己，能够有什么办法报答她。

我只用日语向日本阿姨连声致了谢，然后在她的安慰下离开了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光阴似箭，二十多年转眼间就过去了，但这位日本阿姨却始终没有在我心里消失过。这位我在日本第一次接触到的陌生“日本人”，她始终让我萦怀于心，难以忘记。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流逝，她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也日久弥新，她给予我的温情也倍加温暖。

一期一会，我的人生中只见过她一次。但她却用行动教会了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见到他人有难时，能够自觉屈下身来吁长问短并伸手相助。

年少时分

文｜王景贤

那是1994年的下半年了。

我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异国城市福冈已经半年多。每天只在一家餐饮店洗碗的工资，远远不能满足生活费的支出。更何况因计划一年就离开语言学校，我面临着在半年时间内攒足新学期学费和生活费的巨大困难。

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个夜间便当生产线的工作。因为白天要上学，晚上要在餐饮店洗碗，所以我应招的工作时间是在夜里十二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与傍晚每小时750日元工资相比，半夜打工每小时可拿到850日元，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太有魅力。

夜间十点半，从餐饮店结束了洗碗工作回到宿舍休息一个来小时，我就会偷偷地骑上自行车从学校值班老师的视线中勇敢逃脱，然后在如水夜色中迎着初秋夜里的习习凉风，奔赴我的新战场――便当生产线。

那是一个聚集了各种各样日本人的空间，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不能在家里的床上睡觉，却要在这里工作赚钱的日本人。但因卫生要求，工作时每个人都需要穿上雪白的工作服，戴上洁白的口罩和帽子，所以你能看到的只是对方的一双眼睛。因为每小时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时间也较长，要得到相对丰厚的零工收入，除了去酒吧打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里有不少女人在工作。她们有的是年过半百的单身阿姨，有的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也有的是只有三十多岁正当好年华的家庭主妇。

晚上进入工厂换上工作服，打上出勤卡，洗了手，就可以进入生产线了。那里是现代化流水作业，一条流水线的两侧站满了白衣白口罩白帽子的工人，每个工人面前放着自己要负责放进便当的食品。随着流水线不断传来，从一开始的空盒，到每个人将自己负责的食品放入所规定的位置，到后来有人负责盖上盒盖儿，有人负责在盖儿上贴贴儿，最后一个人用机器熟练地为便当打上保鲜膜，一个完整的Seven Eleven便当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

每个人和旁边的人可以小声说话，但不能大声，也不能耽误干活。随着生产线传来的速度不断加快，有时人们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说话。那场面不由地让我想起小时候和爸爸一起看的幽默大师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感觉又好笑又懊恼。

好笑的是偷偷地将自己想象成电影大师卓别林，不由地就心生一种愉快的幽默感；懊恼的是适应不了速度时，站在那里自己会一阵手忙脚乱。人没有了轻松感，自然也就失去了幽默感。

通常我的工作就是放几块儿咸菜，或者一个饭团什么的。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这份工作。可以一边和旁边一个叫安田的日本阿姨聊天，一边轻松有余地应付着传来的便当盒。安田阿姨是个身体略有些发福的40来岁的中年妇女，虽然只能看到一双大眼睛，但可以从她的眼睛和不紧不慢的说话声中判断出她是一个寻常而温和的女人。

至于对安田来说，那时的我似乎像一只快活的小鸟。她随便问来一个话题，我都会咯咯咯地发出一串铃似的笑声，记得她对我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年轻人真是快活”。而我，现在想来，是和安田说话找到了安心和放松的情绪才会如此快活。

安田告诉我，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和爱人贷款买了房子，又有小孩儿需要念书，反正家人一起吃了晚饭到十二点家人睡下以后，也没什么需要做的，就出来赚点钱贴补家用。她的话给了我不少冲击，因为在我印象中日本的家庭主妇只是做好份内的家务，每天早上送爱人出门，再每天晚上对爱人说“您回来了？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安田却告诉我，像她这样的主妇其实很多。

二十多年过后当今的日本，“男女平等共同参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口号，尤其是儿童出生率越来越低，社会已经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时代，女人和男人一起工作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在二十多年前这种牺牲自己睡眠时间贴补家用、减轻男人负担的安田们，实在令我有一种由衷的敬佩。

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说起她家的猫，有时说起我尚年幼可爱的侄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天一边说一边咯咯笑，日子流逝得飞一样地快。

然而，因为我要一边上学一边打两份工，每天的睡眠合起来几乎只有5个小时左右。渐渐地我的身体开始感觉到严重的睡眠不足，而流水线作业又是单调乏味催人入睡的。于是，我经常会在流水线上站着就打起了盹儿，我负责贴在盒上的标签会贴反，或者放在盒里的饭团会放歪。站着打盹虽然也是一种特殊功能，但毕竟是一种麻烦，常常会听见最前头负责验货的樋口阿姨大声喊：“姑娘，姑娘！又睡着了！”樋口阿姨虽然六十多岁，可是声音嘹亮而清脆。不管什么时候，她的一声招呼保准能够让我瞬间清醒。于是我会用同样嘹亮但有点儿睡意的日语，大声道歉说“对不起啦”。

我的这种伎俩并没有因为说了对不起就改悔，因为身体是诚实的。除非碰上寒暑假我可以利用没有课的时间在白天睡一觉，否则，通常每次工作我都会禁不住出现站着打盹儿的现象。时间长了，大家也习以为常。樋口阿姨的嘹亮的提醒声和我的道歉声，几乎成了那半年生产线上的一道风景线。

然而每个生产线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像对待孩子一样地宽容。这种站着打盹儿的流水线生活，一直坚持到大学考试发榜。因为升学我要离开福冈了，我去向安田和一起打工的叔叔阿姨们道别。他们向我祝贺，安田从白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里流出了惜别的目光和亮晶晶的泪珠。

那时我也年少，离开工厂时已是隆冬时分。骑车回家的路上，两行清泪，结冻成霜。

2018年7月29日景贤草记于台风雨夜

作者简介：王景贤，曾用笔名有景贤，在水一方，蔻心等。辽宁大连人，祖籍山东济南，现居日本横浜市。为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成员，《客觀日本》及《日本新华侨报》专栏作者，《大连文学》特约作者，《首都文学》海外顾问，《日本留学指南》网站新闻编辑兼主笔。主要作品除上述专栏以外，散见于《香港文学》《华人》《青年作家年鉴》《作家导刊》《世纪作家》《美刊之声》《冯站长之家》《胶东散文年选》《当代日华文学作品集》《中文导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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