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国学校

1962年，钟万勰（左）与钱令希在一起。

【大家】

学人小传

钟万勰，工程力学与计算力学专家，中国计算力学发展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桥梁与隧道专业，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962年调入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工作至今。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常务理事与执行理事。现为国际计算力学协会执委会荣誉委员，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名誉教授。

钟万勰几十年来致力于工程力学与计算力学研究，对经典弹性力学结构力学分析有重大推进，创建“离散辛数学”方法；发明了精细积分法，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的模拟关系，参变量变分原理等，形成了钟万勰计算力学学术思想体系。他为我国建造首艘核潜艇制定了“潜艇耐压壳强度”的设计规范，曾主持完成多个重大结构工程计算分析项目，“群论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等应用力学结构分析计算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关键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研制出大量具有先进水平的结构分析集成程序软件，至今广泛服务于社会经济各领域，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其研究成果1991年、2010年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获ICCES终身成就奖。1998获国际计算力学协会FELLOW奖，2001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已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参变量变分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等中英文专著。

2020年5月23日，见到钟万勰院士时，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正在忙着著书立说，他的《辛数学及其工程应用》被征订为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教材出版工程规划“十三五”教材项目。对于人才培养，钟万勰向来格外重视，要不是疫情耽搁，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给学生上课。

首 创

“离散辛数学”是钟万勰对世界计算力学的贡献，更是中国计算力学跻身世界的“国之重器”。它打破了由数学大师圣维南提出、由力学大师铁木辛柯总结出来的弹性力学“半逆法”，即圣维南问题“凑合法”的传统束缚，建立了高效、精准、便捷的计算力学结构分析体系。这一结构分析计算系统广泛适用于土木建筑、航空航天、电子通信、高铁、海上采油、核电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众多领域，均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更令人钦佩的是，1996年，钟万勰带着他的“离散辛数学”去斯坦福大学力学所讲学。斯坦福大学是铁木辛柯的“老窝”，里面的弟子都是权威人物。报告会上，钟万勰刚讲几句话，就有人举手提出质疑，但报告结束时，底下反而没有人疑问，他们纷纷表示：“弹性力学还可以这样改进！”之后，就是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外国人在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多年的庄，我们中国人也该占有一席之地了！”钟万勰骄傲地说。

为什么钟万勰的“离散辛数学”能令众多世界计算力学大咖如此钦佩？能有如此神奇之应用功效？

首先，钟万勰吸收了盛行百余年的世界经典力学哈密尔顿体系，深刻解析了德国大数学家赫尔曼·韦尔1939年针对力学分析提出的辛数学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离散”有限元变分的结构力学分析方式，形成了代数求解的“离散辛几何”方法。而哈密尔顿体系是用复杂的微分辛几何进行差分求解，其理论艰涩难懂，极其不适宜实践应用。

其次，“离散辛数学”是钟万勰近40年奋斗的心血结晶。在此期间，他创立了独树一帜的计算力学理论：“群论在结构力学中的应用”“极限分析中新上、下限定理”“参变量变分原理”“精细积分法”等。“离散辛数学”的诞生，标志着钟万勰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

最后，通过“离散辛数学”，钟万勰建立了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之间的模拟关系。这一关节点的打通，实现了结构力学和动力学分析相互贯通，力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纠正了国际计算力学界一直认为的“动力学能量与差分‘保辛’相矛盾”，即“保辛”则不能能量守恒、能量守恒就不能“保辛”的错误认识，为动力学控制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93年，《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出版；1995年，《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出版——这是钟万勰一生40余部著作中最有分量的两部。《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出版时，钱学森为此写来贺信：“是您使弹性力学的工程计算体系适应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要求，真是立了大功！”美国工程院院士卞学鐄教授称他的弹性力学新体系是首创。

《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获首届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一等奖。1993年，钟万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离散辛数学”体现了钟万勰“不唯洋是尊”的治学思想，“行成于思毁于随，要敢闯！”后来，他追根溯源，把这一发明返璞归真到“祖冲之方法论”上，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并循循善诱将“祖冲之方法论”传播到广大学生之中。

奋 斗

钱伟长慧眼识珠，钟万勰大学毕业后被“点名”要进了中国科学院，他也在名家的锤炼中迅速成长。

钟万勰没留过学，但他精通英语、俄语，全凭自学。

钟万勰学习的刻苦劲头，有目共睹。食堂买饭排队在看书，生病被怀疑是癌症住院期间在看书，照顾生病的妻子时在看书，候机、等船在看书，甚至“文革”时期开大会，他也拿着一本量子力学的英文书在底下看。

钟万勰的好学精神与从小的家庭熏陶有关。1934年，他出身于上海，父亲钟兆琳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教授，我国电机学的创始人。

钟兆琳是一位有风骨、有气节的科学家，曾为抵制日本人愤然辞职。钟万勰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气节，秉承了先父之志。

钟万勰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1952年，他考入同济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大学期间，钟万勰就显示出过人的数学天赋以及博览群书的自学能力。

“那个时候，这点内容根本吃不饱。”钟万勰自学了《柯氏微积分学》、库朗—希尔伯特《数学物理方法》、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教程。“胡—鹫津”变分原理的发明人胡海昌院士曾讲过：“钟万勰的数学比我好。”可见，钟万勰的数学水平之高。

毕业前夕，钟万勰撰写了两篇颇有见地的论文，其中《各向异性平面弹性的接触问题》由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推荐给全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钱伟长看到文章后说：“钟万勰你来给我当助教，你把力学学懂了。”

就这样，1956年，钟万勰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科学院。1959年，所长钱学森派他到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理论力学的主讲教师。刚毕业，就被中国科学界顶尖人物“二钱”看重，钟万勰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这段时期的钟万勰博览群书，眼界大开，他阅读了朗道—栗弗西兹《理论物理学》著名的“群表示论”以及其他关于“群论在物理中的应用”等著作，吸收了1960年美国科学家克拉夫和英国科学家辛克维奇“用能量法解决数值问题”的数值分析“有限元法”，融汇了钱学森、钱伟长、钱令希、胡海昌等中国科学家的各种思想，这些为其日后的学术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在这这段时期，钟万勰对传统力学理论产生了质疑。为突破它，他奋斗了近40年。

不 挠

可惜，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钟万勰遭受“冲击”。出于爱惜保护人才，部门领导胡海昌向当时的学部委员钱令希推荐了钟万勰。

钱令希爱才心切。就这样，1962年，28岁的钟万勰在人生最富创造力和拼搏力的黄金年华，来到了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

钟万勰回忆，那是1962年9月的一天清晨，他乘坐火车来到大连，空气清新，真是个难以忘怀的时刻。钱令希竟然一大早就亲自到车站来接他，并为他在大连的新生活安排好了一切。

由于受到钱令希的“庇佑”，钟万勰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之中。“我获得了自参加工作以来发挥才能的最好机会。”而且每周末，钟万勰都是钱家的“座上客”。钟万勰不仅从生活上体会到了钱令希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在与钱令希的交谈中，钟万勰更深切感受到钱令希心中怀有的富强国家的科技创新梦想。

使命在肩，更需躬身勠力前行。作为工作助手的钟万勰，在钱令希的科研方向指引下，两人“珠联璧合”，于1963年发表《论结构极限分析并建议一个一般变分原理》一文。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一是因为其所研究的极限承载能力由弹性力学发展到塑性力学，涉猎问题更为复杂，二是因为拓展了独具特色的一般变分原理。

后来，钟万勰才知道，“在最初进行一般变分原理研究的时候，钱先生已经接受了国家建造核潜艇的任务”。1965年前后，大连工学院正式承接核潜艇耐压壳的研究任务，并成立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钟万勰担任理论组组长。

基于前期扎实的理论基础，钟万勰很快就找到了结合壳体失稳的不利形式。实验组也验证了这一理论结果。在获得成果的那一天，钟万勰兴奋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上，向钱令希汇报。钱令希非常高兴地连说：“交卷了，交卷了！”

正当研究报告借助手编程序在真空管式电子计算机上算出数值结果，并进行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时，“文革”开始了。起初，钟万勰还能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或图书馆里，继续研究。可是后来，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声浪中，研究不仅无法继续，他个人也屡受冲击。

由于核潜艇研究需要，钟万勰在蹲“牛棚”时，凭借小时候与父亲下围棋练就的“复盘”本领，在没有任何资料辅助的情况下，全凭“脑袋瓜”把“核潜艇耐压壳体锥柱结合壳体稳定性设计”默写在了一叠废纸上，在“放风”时交给钱令希，确保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潜水。而这一成果一直以来成为我国核潜艇耐压壳设计和计算的规范，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创 新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计算力学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的大连工学院，以钱令希院士为代表的力学工作者身怀报国之志，深感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国际力学界会发生变化。

“要做事必须有人才”，为此，钱令希不仅顶住压力调进了钟万勰，而且在此期间还调进了一批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才俊。1972年，趁政治运动稍有松缓之机，考虑到上海有2台可以应用自动化语言的计算机，于是，钱令希向工宣队建议开门办学，成立“上海小分队”，发展我国计算力学。

从1972年到1973年，这支先后由十几个人组成的“上海小分队”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上海小分队”主要推广土木结构计算分析程序，这类程序设计，计算量浩大，以前都是手工计算，耗时长。如何将计算机算法语言用到力学分析上，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书籍刊物可查，程序全靠自己开发。林家浩教授回忆：“钟万勰看着外国那些天书一样的东西，他就能把它一条一条、一点一点转化成为力学的语言，编出了自动化语言的程序，开发出JIGFEX（结构分析）计算程序软件，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已经有几百个工程用了我们的软件。”

为开发此程序，“小分队”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上海工业建筑工学院洽谈，免费帮助对方解决工程设计问题，只要对方提供每天2个小时的上机机时。对方不仅给予支持，还提供了生活住宿方便。

那时，“小分队”每天只能半夜12点前后去计算机房排队上机，无论刮风下雨，即使雪埋脚踝，钟万勰也依旧去排队，甚至发高烧也在编辑程序，真是拿出了“豁出去”的“玩儿命”劲头。

当时的计算机内存非常小，分别为48K和192K字节。为解决如此大量的计算，钟万勰创造出“小马拉大车”的“奇迹”，“小分队”成员按照钟万勰开发设计的程序，针对具体工程进行编辑。自此，这套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解决了大量实际工程问题，上海电视塔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上海电视塔吊装当天，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前来围观。“上海小分队”也由此名声大噪，“小分队”驻地、钟万勰的家都被络绎不绝的“取经”人挤满。钟万勰他们不仅把程序无偿奉送，还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多场培训班。

一时间，大连工学院计算力学在国内迅速“蹿红”，发展势头锐不可当。

时任上海市政设计院计算组组长的胡云程工程师回忆：“我利用钟万勰设计的程序系统解决了当时市政设计院久攻不下的一个桥梁工程中4个钢箱梁的‘合龙’问题。钟院士真的不简单，他自称是‘土八路’，其实，他不仅绝顶聪明，而且还有超于常人的努力。钟院士是真正有学问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很大。”

深究这套软件开发系统的“神奇”之处，关键在于钟万勰将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群表示论”思想运用到结构力学计算之中，而且涉及大量高深的数学知识。钟万勰创造了这套程序的“源代码”。大连交通大学退休教授吴昌华回忆：“我就用钟万勰JEGFEX程序算齿轮，以前的计算机没有硬盘，用纸带机靠内存来解题，我算的齿轮有14个齿，28个对称轴，按照群论理论，只要对二十八分之一的面积或者体积进行划分、求解，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所以我知道它的神奇之处，效率太高了。”

一鼓作气，钟万勰将JEGFEX系统不断完善，开发出简洁版的DDJ系统、结构优化程序（DDDU）等多种专用程序，在国内建筑领域首先实现了作业软件、施工图绘制一条龙的CAD软件开发。这些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工程的更新换代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难题。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大连工学院力学系有4个项目受到大会奖励。其中，钟万勰在《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群论在结构力学中的应用》《大型汽轮发电机基座的设计与研究》等三个项目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启 发

由于大连工学院的不懈努力，推动了我国计算力学的发展，并积极走向世界，缩短差距。1984年，中国计算力学协会正式成立。钟万勰被推举为该协会的第一、第二届主任委员。

1986年，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世界计算力学协会在美国成立。钟万勰受教育部指派，率团出席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该大会的常务理事。在连续六次大会上，他都发表了重要的学术报告，成为中国计算力学界在国际上的代表性人物。

钟万勰内心深处有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发渤海石油，建造海上石油平台。当时的平台设计，中国人自己还不会，国外有软件却不卖，要中国花钱，他们过来人给计算，而且还夹带着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为此，钟万勰组织团队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把这套结构设计计算程序给弄了出来。中海油派了一辆小面包车，拉着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从塘沽开到北京，钟万勰需要把外国的这些计算结果逐一算出来。

这就是难不倒的钟万勰团队，《中国日报》等国内多家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外方最后只好规规矩矩和中方进行合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组织贷款，投资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其中，投资建设的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划依托于大连理工大学力学系。而对此进行资质审查、资格评估的答辩会，都是由钟万勰作为答辩人完成的，并且收到良好效果。

以此为平台，钟万勰与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他经常在国际会议上做主旨报告或出任主席、副主席，也曾三度访美，应邀在几十所国际顶尖大学做学术报告，还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被英国威尔士大学和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并于1997年被世界计算力学大会授予院士奖。

一次访欧交流中，正值海湾战争爆发。钟万勰发现，美国的“smart bomb（聪明的炸弹）”激光制导，精准打击，杀伤力极强，而且，“美国的学界猛讲动力学与控制。这套东西，我可是行家里手啊”。

于是回国后，钟万勰集中研究控制问题，“我们中国一定要把这套东西搞上去”。

凭借近40年的学术积累和实践探索，钟万勰再次回到经典力学哈密尔顿体系。此时，他有一种彻悟之感。中华文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深刻意蕴，法国数学大师庞加莱的名言“数学能够用一套语言把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到一起”，都给了他巨大的启发。

于是，“离散辛数学”体系诞生了。

通过“离散辛数学”创建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的模拟关系，形成了我国自己的控制理论，即鲁棒控制H∞理论，并出版《状态空间控制理论与计算》一书。钟万勰团队开发出最优控制系统设计与仿真工具箱PIMCSD Toolbox。这套软件系统对机器人快速机动操作、制导武器的精确打击和拦截、卫星编队队形的重构以及飞机起飞整编等，对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都在发挥和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有人说我的‘最优控制’和外国人不一样，我为什么要和外国人一样？我做出来的就好使！”“有时候外国人搞的那套土方法不行，我们都把他们甩在后面了。”之后，钟万勰通过人才培养，继续将最优控制研究下去。“2000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我花了很大力气到航天部门推广我们的计算力学与最优控制，我把程序系统都送给他们，希望航天部门一定要关注。”老先生身怀爱国大义，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无 悔

钟万勰给众人的印象是，人很谦虚，没有架子。他做学问也很实在，“计算力学虽然接触面很广，但它的作用就是辅助，工程都是你们的工程，我们辅助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就起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这个“辅助作用”却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升船机工程，在方案设计完成后，交给钟万勰审查。钟万勰看完图纸后，直言“这可能出问题”。

升船机提升109米以后，结构稳定性方面存在问题。一条客船，多则好几百人，一旦倾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钟万勰写信给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张光斗院士和潘家铮院士。

不久，三峡水利办召开生产会议，钟万勰作为大连理工大学代表出席。会上，钟万勰把他的想法讲了出来。随后，中央有关领导知道有院士对设计提出意见，于是在升船机建设的批文上写道：继续研究。

恰巧，在之后的升船机试验中，两次都发生事故。而当再建方案拿到钟万勰面前时，他审查后说“可以了”，这才投入建设。

至今，升船机安全运行。

钟万勰是一位科学家，他总是以追赶世界前沿的竞争心态和必胜信心对待科研，围绕科研处理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总能感到他身上有一股热情和干劲。

先进装备设计与CAE软件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飙松对钟万勰无比感激：“从2005到2007年，软件研发团队处于动荡时期，因为钟先生的不断激励，我们才一直坚持着，而且遵循钟先生JIGFEX结构计算理论，并把它拓展成为SiPESC计算软件程序集成平台。此集成平台如今已经应用到我国航天领域，包括‘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天宫一号’的设计以及很多型号的航天器的设计。在核电方面，我们也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为‘华龙一号’解决了核反应堆推力轴承计算问题。”

自从来到大连理工大学，钟万勰夫妻二人就两地分居，至今已40余年。后来，只要有回老家上海的机会，学校就会为他提供、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钟万勰一心扑在计算力学事业上，把为他提供这片沃土的大连理工大学当作第二故乡。

心兹念兹，钟万勰用“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描述自己科学人生的追求境界，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表达他献身科学事业的无怨无悔。

（作者：吴琳，本报驻大连记者站记者；吕东光，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记者。）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徐州教区是天主教在中国江苏省设立的一个教区。

一，天主教徐州教区和徐州耶稣圣心堂

法籍艾赉沃神父是天主教在徐州传教事业的奠基人。他于1882年开始几经挫折，终于在1910年建成罗马式大教堂,取名耶稣圣心堂,开堂后离去。

天主教会在徐州的部分中外籍传教士

20世纪初的徐州，是龙海和津浦铁路枢纽，京杭大运河穿越徐州（途径窑湾、邳州、铜山、徐州、微山湖等）。铁路和运河流经之处，也自然成为外国人在华传教的地方，纷纷在那里建立教堂。

徐州耶稣圣心堂（1908）

光绪三十二年，艾赉沃从山东聘请天主教德籍传教士吴若瑟来到徐州建造教堂。光绪三十四年教堂在城隍庙街（今青年东路）正式开工建造后，历时两年有余，到1910年终于建成了一座气势恢宏的罗马建筑风格的大教堂，取名“耶稣圣心堂”。

教堂内部

徐州市区的天主教圣心堂是20世纪初，天主教在徐州地区建设的诸多教堂建筑中，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建筑。它是当时徐州城内最为高大的建筑，同时也是当时江南教区中屈指可数的大教堂之一。

同年六月，天主教江南教区徐州总铎区成立，艾赉沃担任总铎并主持徐州教务。到宣统二年（1910）时，徐州已俨然成为法籍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一个非常稳固的传教基地。

从徐州天主教堂向南俯瞰——圣母无染原罪修女院（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

宣统三年（1911），艾赉沃调回上海以后，法籍耶稣会士汤义方由上海来到徐州主持教会工作。到民国四年（1915）汤义方调回上海后，加拿大籍耶稣会士盛都恒又来到徐州主持教务。

日军“占领”徐州城，图片背景是徐州市天主教耶稣圣心堂，就是今徐州青年路的天主堂，是当时百姓的避难所。

下图1955年于加拿大出版的《徐州——中国教区（1882-1931）》中的徐州教区地图。

1914年一战爆发，徐州正常的传教活动难以维持。在这种背景下，大批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们登上了徐州的传教舞台。大批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被频繁地派遣到万里之遥的徐州传教。据统计，从1924年到1940年的16年间，共有71位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来到徐州。

1931年7月1日，教廷宣布从南京代牧区分设徐州监牧区，1935年 6月18日升为徐州代牧区，宗座代牧是39岁的郃轶欧。

二，徐州四中的前身是“类思中学”

民国5年(1916)，徐州天主教会开办“类思公学”。民国6年(1917)改为“震旦大学附属中学”。不久恢复原名。民国21年(1932)更名为“圣类思修院”。

徐州四中的前身“类思中学”，1936年第三次更名为“昕昕中学”，并扩建校舍，历尽沧桑。

民国25年(1936)由上海爱国老人马相伯题名为:昕昕中学，教材使用国家规定课本，把宗教课列为信教学生选修课。昕昕中学当时成为徐州地区中等学校中设各较为完善、教学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日本人承认昕中的合法地位，由徐州著名律师张君九担任校长。

自1951年起，昕昕中学又名“徐州市第四中学”。

三，邳城天主教堂和土山天主堂

邳县隶属江苏省徐州市，古称邳国、下邳。 1992年撤县建市。邳城天主教堂位于邳城街东，该教堂是邳州境内历史最早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徐州教区第二教堂，仅次于徐州主教堂。

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由比利时人兴办的上海总教会出资400两白银，买下了库吏石庆恩的宅基地15亩、房屋37间作为传教所。

抗战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许多百姓涌入教堂，免受炸弹袭击，在当时保护了邳州的黎民百姓。历任几位外籍神甫均长眠于此。邳城天主教堂—功不可没！

土山天主堂最早建立于20世纪初期。1910年，张秉神父（Tchang, Joseph 1910-1916）来土山传教，历经数年，1919年，由国籍司铎朱神父主办，兴建附属房屋6间；1921年，建成15间哥特式天主堂一座，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左右。

土山的天主堂

据说该建筑在邳州南部地区首屈一指，后来又在南部购地3亩，建房30多间，为修女食宿用房（小堂）。

修女院旧址

抗战前期，加拿大籍神父卢克念来土山传教，后又有加拿大司铎艾、美籍神父司铎史来土山。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土山天主堂主体建筑于1976年被拆除。

四，丰县天主教堂总堂

徐州丰县戴套楼 教堂/三官庙教堂

其实在1880年，天主教传入丰县的时候，最早是在戴套楼建立天主教堂，当时有房屋79间，归上海郊区管辖。第一位神父来自法国。

1894年，天主教在三官庙建天主教堂，可容纳500多人，并且建有神父办公室，住宅60多间。

一直到了1906年，天主教才在丰县县城建立教堂，房屋82间，有8处分堂。民国19年（1930年），丰县天主教堂由分堂提升为总唐，由加拿大神父主持。

1938年，日军攻占丰县县城，丰县沦陷。二战初期，由于加拿大保持中立，所以当时侵占丰县的日本兵对分散于城乡的天主教堂和那些来自于西方的神甫多少有些顾忌，这些禽兽的奸淫、烧杀、掠夺被高悬于教堂之顶的十字架所拒绝，教堂一时间成为许多老百姓的避难所。仅县城天主教堂内，当时避难百姓就多达三千人。

1941年12月8日，驻丰日军恼羞成怒逮捕加拿大籍神父那士荣、屠善修、隆仁昌，并于1943年3月18日暗杀于丰城，震惊中外。

屠善修，1890年1月2日生于蒙特利尔，1930年抵丰，时任丰县天主教堂本堂神甫。

隆仁昌，1904年6月1日生于蒙特利尔，1941年抵丰，时任丰县天主教堂副本堂神甫。

那士荣，1902年5月25日生于魁北克圣巴西里村，时任戴套楼分堂神甫。

铜山大许家教会学校

丰县王沟教堂

五，沛县天主教堂

康熙四十六年，法籍耶稣会士就开始到苏北的邳县、沛县、丰县等地传教，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籍传教士再次到沛县，并于沛城西购置土地，大兴土木，兴建教堂。

原来的沛县天主教堂位于江苏省沛县初级中学校园内，后来法国传教士又在教堂西南侧修建了教会学校，取名“晓明教会学校”。

沛县教堂钟楼

神职人员居住的晓明楼始建于1919年。当时沛县是天主教在徐州地区传教的重点地区，建有高大的教堂。1923年建神职人员办公楼及教室，开办教会学校，南北两排教室，再加上功能齐全的神职人员楼，形成了一组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

1943年，德国籍神父克瑞思图主持沛县教堂事务，教会学校开始招收教徒家的儿童学文化、唱诗、读经，一直沿续到解放前。

该教堂于1972年拆除，现只存几间教室和办公室。

沛县五段教堂

六，砀山天主教堂

1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砀山，并不属于安徽。一直以来，砀山都是徐州管辖之下的一个县，1882年德国圣言会的传教士开始在砀山县侯家庄传播福音，1892年法国神甫艾莱沃在侯家庄建立了教堂和学校。

候家庄教堂

砀山天主教堂，位于砀山县城关。砀城天主教堂由加拿大和法国传教士联合建于1914年，1917年竣工。

整个教堂占地面积9000多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79平方米，由钟楼、圣堂、更衣室三部分组成，钟楼尖顶，与圣堂十字建筑浑然一体。

圣堂外观青砖小瓦，朴实无华，厅内结构复杂，金碧辉煌。该教堂是安徽省特别是淮北地区罕见的中西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一座建筑。

七，徐州开教以来的鼎盛阶段

光绪八年，天主教在徐州传教事业的奠基人艾赉沃首次来到徐州考察情况；光绪十年（1884）九月，他第二次来到徐州，开始筹划建堂开教事宜。但先后两次遭到乡民和科举生的激烈反对。

睢宁教堂

十月，他被逐出徐州府城并被押解出境后，就来到睢宁和砀山侯庄两地建堂传教。

新沂窑湾教堂

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成立天主教徐州教区，邰轶欧升任教区正权主教。这个时期里，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工作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天主教发展更加迅速，达到了徐州开教以来的鼎盛阶段。

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天主教徐州教区共辖丰、沛、萧、铜山、砀山、睢宁、宿迁、邳州８县６个总铎区，29座堂口，260个下会点，天主教徒88819人。

参考消息网8月17日报道法国《世界报》网站8月11日发表题为《变革中国高教系统的二十年》的报道称，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教界近二十年像中国高教界一样，经历了如此迅速的变革。法国高等公共卫生学院现任副校长指出：“二十年前，西方高校在中国很受捧。而如今，中国人从高处俯视我们。”相关内容摘编如下：

刚刚从山东省一所大学毕业的沙雪（音）没明白一个问题。“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抱歉，我不知道。”最近在广东大学拿到文学教职的克洛埃也是这样回答。还有毕业于辽宁的露西。这实在令人震惊，15年来让法国高等教育部历任部长冒冷汗的声名赫赫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在中国似乎不怎么有名。

但因此得出这项排名对中国高等教育界毫无影响力的结论就错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教界近二十年像中国高教界一样，经历了如此迅速的变革。高等教育还是教育系统的核心，因为科学技术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领域之一，其他三项是农业、工业和国防。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目标：把受苏联启发设立的专科院校改造成仿照全球一流大学——美国院校——的高教系统。

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2003年设立时，阿莱西娅·洛·波尔托-勒费比尔是巴黎政治学院驻华代表。这位法国高等公共卫生学院现任副校长、国际公共政策比较专家认为“这项排名有极大的地缘政治重要意义”。她指出：“随着中国人加入世贸组织，他们明白人才将成为制胜关键。”

因此，他们当时启动了给最好的大学更多资金的精英主义政策，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来激励这些大学比肩全球顶级学府，采用或调整美国的标准。波尔托-勒费比尔还指出：“比如，他们不看学校在企业中的知名度——这项是美国大学的优势——但更注重科研，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更容易体现出竞争力。结果就是，二十年前，西方高校在中国很受捧。而如今，中国人从高处俯视我们。”

资料图片：2019年11月7日，人们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参观。（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中国每年在这项有名的排名中取得进步。中国科学家是全球一流的，最近中国在太空、人工智能和基因领域的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中国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去海外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998年不到2万人，2018年超过66.2万人。有媒体指出，“近90%”的中国学生是自费留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方院长魏让方及其副手慕建明在《希罗多德》杂志中写道：“在320万完成学业的大学生中，260万人（82.2%）选择了回国。年复一年，回国就业的比例在提升。这或许让中国学生的流动变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计划性人口迁移之一。”

马可·波罗研究所6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9年美国人工智能科研大会上展示的高水平发表成果中，有三分之一的作者有中国留学经历，但如今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这场中国高教全球化和崛起的积极参与者和符号，用自己的方式见证了世界的巨变。

周小燕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还以99岁高龄的长寿闻名，然而你很难想象，年迈时的她竟像年轻人一样，抽烟、喝咖啡、时不时熬夜、习惯了晚睡。

“周先生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很开朗，一个人长寿，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开朗。和声乐艺术家打交道，大家千万记住，早上十二点前不要给他们打电话，不会有人接的，因为他们都在睡觉，要护嗓子。”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音乐学家韩斌说。

8月15日，在讲座“西乐东渐”上，韩斌结合自身的教学、游历、交流经历，间或穿插一些小故事，将原本很容易严肃的音乐讲座讲得妙趣横生，惹来现场观众一阵阵会心大笑。

讲座由上音歌剧院和徐汇区湖南街道联合主办，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按照30%的上座率发出招募后，70个名额很快被预约一空，有不少是湖南街道的居民。

高雅艺术主动走向社区，与居民面对面亲密接触，很快接了地气，不再是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

讲座现场“上海是西乐东渐的摇篮”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文化环境，上海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

“上海是西乐东渐的摇篮，这里有141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也有93年历史的上海音乐学院，创作、教学、表演完美融合。”讲座上，韩斌将时光拉回过去，讲述了上海和西方音乐的一段段特殊“情缘”。

1871年，上海徐汇公学学生乐队演奏了海顿的交响曲，这个乐队是法国神父们组成的，可惜没有记载是海顿的哪首交响曲。

1879年，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成立，这支乐队被誉为“远东第一乐队”，就是今天的上海交响乐团。

中国管弦乐的起步是留学生开启的。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了军乐合奏《在暴风雪中前行》，这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同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哀悼进行曲》。

1927年，萧友梅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上音前身），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音乐学子，奠定了中国音乐高等教育的基础。

1929年，黄自从耶鲁毕业，毕业作品《怀旧》由纽黑文交响乐团首演，这也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首次在西方演出。回国后，黄自先后在沪江大学、国立音专（上音前身）任教。

上音成立不久，即逢战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音进步学生奔赴抗战根据地，完成了冼星海《救国军歌》、贺绿汀《游击队歌》、刘雪庵《长城谣》等数百首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1937年，20岁的周小燕在武汉首唱《长城谣》。

1935年，聂耳为《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九一八”事变后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此曲第一次录音是在百代小红楼，这座小红楼地处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徐家汇公园里，如今，衡复被誉为“国歌响起的地方”……

这些高光的历史时刻，只是“西乐东渐”讲座里的小小一瞥。

接下来的两个周六，韩斌还将开讲“民乐摇篮”“舞台春秋”，带领观众聆听上海——中国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交汇之地，带领观众体验上海——中国戏曲和世界级表演艺术的舞台。

讲座现场共建共享文化湖南共同体近年来，湖南街道整合街区内音乐院团，共建共享形成“文化湖南共同体”——通过项目化合作，菜单式服务，让市民走进音乐空间，把优秀音乐活动送入社区，形成一系列音乐特色项目和品牌。

上音歌剧院是“文化湖南共同体”的新晋成员单位。最近，双方共同策划了“艺术Talk”“歌剧Salon”“音乐Workshop”，旨在通过三个板块的音乐普及系列活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领大众敲开高雅艺术，尤其是歌剧艺术的大门。

韩斌的系列讲座打响头炮，隶属“艺术Talk”板块。9月、10月、11月、12月，“歌剧Salon”“音乐Workshop”将有备而来。

“歌剧Salon”系列分为三讲：揭秘男高音、走近女高音、歌剧中的罗曼史——重唱专场。主讲人将用风趣幽默的脱口秀，一改观众对歌剧可能存在的“偏见”，上海话、“戏精式”讲解，搭配原汁原味的唱段……观众再也不用担心听不懂歌剧。

“音乐Workshop”是为热爱乐器，但不懂乐理、乐器零基础的人量身打造的兴趣体验工作坊。工作坊将依靠上海音乐学院的师资背景，通过多元、有趣的授课，带领大家体验不同乐器的魅力，首期工作坊是“玩转小吉他”。

事实上，这不是湖南街道第一次将高雅艺术送到居民面前，湖南街道的合作对象远不止上音歌剧院，湖南街道的居民对高雅艺术也并不陌生。

在此之前，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等均花了大量力气，让居民走进音乐空间，把优秀音乐活动送入社区。

上交与湖南街道渊源甚深，曾在湖南路105号驻扎五十余年。搬入上交音乐厅后，2015年8月，上交和湖南街道开始合作“音乐好邻居”，每年举办多场音乐活动，希望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能更多地走进身边的音乐厅。

“音乐好邻居”是将社区居民请进音乐厅，“上交音乐教室”则是走出音乐厅，用音乐反哺社区居民。2018年3月，湖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新开张，上交专门在此开辟了一间“上交音乐教室”，同年举办了6场音乐讲座、2场琴童工作坊、2场室内乐演出。

2019年10月，上交联合湖南街道，又特别策划了“晚高峰音乐会”，目标锁定周边楼宇的白领，以室内乐为主，时间短、曲目轻、好理解。“晚高峰音乐会”问世后一票难求，今年9月至明年6月将继续举办8场，每场18:30开始，演出一小时。

据“上海徐汇”介绍，近年来，湖南街道还联合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环贸广场、世纪商贸广场、瑞力大厦等，陆续打造“MUSIC989午间音乐时间”“环贸午间音乐会”“瑞力午间音乐时间”等项目。这是面向楼宇白领党员、员工的文化品牌项目，每逢周五中午举行，每场45分钟，每月以不同的音乐主题送上专场演出。

“音乐涵润人民城市”系列欣赏讲座文化消费其实是综合消费从上海音乐学院、上音歌剧院、贺绿汀音乐厅，到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再到宝庆路 9 弄音乐艺术家围栏……湖南街道辖区内遍布音乐机构、音乐空间、音乐人，共同构成了一片紧密交织的“音乐街区”。

这个街区地处上海市最大的历史风貌区——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徐汇区希望，通过街区改造、资源整合，“衡复音乐街区”能成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张名片。

什么是音乐街区？在“西乐东渐”的讲座上，韩斌解释，这个概念1970年代就有了，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为例，它的对面就是茱莉亚学院，旁边还有音乐厅、图书馆，“它把产、学、演放在一个街区，茱莉亚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直接往大都会歌剧院输送，观众可以在剧院培养，也可以在学校培养，这就是音乐街区的标配。”

有一次，韩斌想在大都会歌剧院看演出，没买到心怡的票子，怎么办？往前一点是卡内基音乐厅，再往前一点是百老汇，周围密布着旅馆和餐馆，“在音乐街区进行文化消费，其实是一个综合消费，一定是有吃、有喝、有玩，看演出不是为了朝圣不吃不喝。”

“百老汇的选择就更多了，《狮子王》《剧院魅影》《魔法坏女巫》……这里买不到票，在别的地方一定可以买到。这就是所谓的‘演艺大世界’——我要尽量用文化手段，吸引你在这个城市多住一天、两天、三天，多住一天就可能产生文化消费，这就需要这个城市有文化地标。”

2019年落成的上音歌剧院，是上海的文化新地标。在韩斌看来，上音歌剧院已然符合国际一流歌剧院的标准：一来，地段好，背靠上海音乐学院，坐落于最繁华的淮海中路；二来，旁边有豪华商场，iapm人流旺盛。

“剧院要在市中心，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游客就多，因为剧院不能只靠本地客流，纽约就是这样。另外，人心情愉快了才能有文化消费，巴黎歌剧院旁边就有老佛爷百货。”

音乐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世界各大城市莫不为有一个好剧院而骄傲。韩斌举例，就像有纽约有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有巴黎歌剧院、莫斯科有莫斯科大剧院，即便是那不勒斯这样偏远的意大利小城，也因圣卡洛剧院成为世界歌剧重镇，莱比锡这样游客稀少的德国小城，也为拥有格万特豪斯音乐厅而自豪。

小城尼斯也有自己的歌剧院。有一次，韩斌被派去戛纳开会，因为住宿太贵，他住到了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尼斯。有一晚从戛纳回来，除了酒吧都打烊了，饥寒交迫的他花7欧元走进剧院，听了一场尼斯交响乐团的马勒《第五交响曲》，音乐给了他温暖，给了他巨大的文化回馈。

“《碟中谍6》，阿汤哥骑着摩托车在巴黎歌剧院这一片飞驰，《碟中谍5》是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取景的，为什么都选这些地方拍？因为这些地方是这个城市的地标，是这个城市的代表。”

“一个城市有一座剧院，足以支撑这个城市的文化，到一个城市，就要去这些地方才更有意思，因为地标是这个城市讲故事的地方。”在韩斌看来，上海文化新地标——上音歌剧院的诞生，正逢其时。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8月15日，软科正式发布了202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所高校上榜。今年，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 共有30所院校榜上有名，其中一所进入了前20名，三所进入了前50名，五所则进入了前100名。

一、新型的法国高校模式

正如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所强调的 “2019年至2020年之间创建的法国新型大学首次跻身202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标志着法国新型高校模式的良好发展”。更准确地说，这一成就应归功于法国公立大学、高等精英院校及研究机构的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因此可以合理有效地部署发展战略、增强科研潜力，并因以整合的力量在世界级排名中脱颖而出。

二、17所法国高校位于该排名top500

巴黎萨克雷大学是排名中名列第一的法国大学，在欧洲排名占据第三（仅次于剑桥和牛津），在全球排名第14位。

名列前100名的其他4所法国大学：巴黎文理大学（第36名），索邦大学（第39名），巴黎大学（第65名）和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第99名）。

在100-500名中，仍有12所法国高校：艾克斯-马赛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里昂一大，图卢兹三大，波尔多大学，洛林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蔚蓝海岸大学，图卢兹一大和里尔大学。

此外，还有一些法国高校首次亮相该排名，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古斯塔夫·埃菲尔大学、巴黎12大、图尔大学和蔚蓝海岸大学（直接进入前300名）。

三、2020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法国依然成绩斐然

在6月29日上海软科公布的“2020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gras﹚中，34所法国院校进入该榜单top100，代表着法国高质量的教育水平，法国教育部对此成绩表示高度认可。

2020年排名覆盖54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领域。

法国在数学方面排名第一，在生态方面排名第二，在海洋学方面排名第三。

其中，巴黎萨克雷大学（université paris-saclay）问鼎全球数学学科榜首，超越排名第二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四、与研究有关的方法论和标准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于2003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发布，每年被排名的大学超过2000所，arwu每年发布全球前1000名大学。

根据“学术或研究成绩”等几个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例如授予前任或现任教授或研究人员的奖项曾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章，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等。

看得出么？我是一位世界地图君！

虽然不提倡此时出行，但难免有人有极特殊情况，关于日韩法三国，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看！

啰嗦两句目前各国情况变动快，出行前请再三、再三、再三落实出入境现况!!!

01法国

我是一块口法国香糖`(*∩_∩*)′

目前中法往返的航班仍然受疫情影响，而入境政策更是不断变化。给大家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赴法应急指南：

从签证到入境隔离，赴法路上的每一步这里都有。

巴黎夜景

赴法签证

事实上，从6月22日开始，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沈阳和武汉的签证中心就已对外开放并接受赴法签证申请。

目前签证中心接受的签证申请，仅限于2020年9月入学的所有学生的长期和短期签证申请，但是目前签证还无法马上签发，下发日期尚不明确。

签证办理和签发需要时间，9月学校开学的小伙伴现在应该尽快预约，提交材料。而在没有有效居留的前提下，各位先不要贸然购买近期飞法国的机票，否则有可能出现登机前还没有拿到签证的情况。

赴法航班

8月份，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三家航司已经在官网发布了8月国际航班计划表：

南航CZ347，每周一从广州出发飞往巴黎戴高乐。东航MU553，每周六从上海浦东出发飞往巴黎戴高乐。国航CA934，每周三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飞往巴黎戴高乐。同时，法航也开始逐渐恢复了中法往返的直飞航班。目前，法航每周已有两班固定往返航班。分别在每周二、周五晚上21:45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飞往巴黎戴高乐。

除此之外，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还在官方网站上表示，从八月初开始，法航将计划执飞每周一班由北京飞往巴黎的航班，新航线的机票目前还没有在官网上开售，小伙伴们近期可以多关注。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目前法航往返中法的航班中间都会经停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根据韩国目前的政策，湖北籍乘客，过去14天内有湖北旅行史以及持有湖北签发的护照和签证的乘客，在转机和登机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无法登机的风险，所以小伙伴在购买法航机票时需要谨慎。

飞往法国

入境法国

2020年9月即将开学的小伙伴，只要持有效学生居留都可以正常入境法国。

法国高等教育署(Campus France)近期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国际学生的最新入境政策。高等教育署称，无论学生和学者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居留都可以进入法国。

但是根据原籍国的不同，入境法国的步骤和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有所不同。

目前，法国把游客国籍分为两类：绿区和红区。法国的边境对绿区国家开放，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入境法国没有特殊限制。中国属于红区，法国的边境尚未对红区国家完全开放，学生和学者等特殊情况可以入境法国。

在入境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入境法国的特殊出行证明(英文或法文版本)；- 乘客并未感染新冠肺炎的声明(包含在特殊出行证明中)；- 乘客在法国居住地信息的联系方式。入境法国的特殊出行证明可以在法国内政部的网站上下载。

罗浮宫

核酸检测与隔离

中国留学生入境法国的政策需要按照红区第三类国家的要求进行。

根据高等教育署发布的通知来看，法国政府要求来自第三类国家的旅客在登机时提供72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确保入境乘客并未感染新冠肺炎。

如果无法在登机前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的话，入境之后旅客需要接受14天的自愿隔离。隔离期间，大家需要尽量待在家里，尽最大程度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同时需要定时测量体温，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后需要及时向医生上报。

塞纳河日落

02韩国

天地火水！另外四卦去哪儿了？

目前可受理类别

1.韩国短期商务签证

2.韩国留学签证

关于缩短留学等签证审批时间

1.签证适用对象：留学（D2），专门人才（E2~E7），派驻（D7）,企业投资（D8），贸易经营（D9）。

2.签证签发所需时间：5个工作日。

关于解除相关限制

1.湖北省签发护照持有者、访问过湖北省的人只要符合签证申请条件，都可以正常申请签证及入境。

2.恢复持有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签发的有效的长期滞留资格的多次签证效力及解除入境限制。

关于湖南地区申请

武汉签证中心已经正常开放，湖南地区的小伙伴需要在武汉申请韩国签证了。

关于中韩往返航班计划，见下图：

图片源为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03日本

日本国旗像不像大红眼？

新增签证类型

日本继日本人配偶类别在留签证重新受理后，又有4个类别的在留签证可重新受理了，分别是永驻者/定住者/配偶类别、永驻者、定住者类别。要了解详细内容去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日本：放宽入境限制！这类人群可入境这里不再赘述！

商务和留学的小伙伴要再等等了！

独自难过的小伙伴

据中国住日本大使馆官方微信最新消息，根据各航空公司官网消息，中国（大陆）往返日本近期将增加三条航线，具体情况如下。

1.中国南方航空：8月12日起新增东京成田往返广州航班，每周三执飞。

2.吉祥航空：8月6日起新增大阪往返南京航班，每周四执飞。

3.春秋航空：8月7日起新增大阪往返常州航班，每周五执飞。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一次的中高考时节，对于每一位父母或老师来说，可谓是极其的紧张，看着每个孩子起早贪黑、伏案疾书的场景，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每位父母对孩子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然而，“成龙、成凤”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有着自身的努力、他人的帮助、机遇以及环境等诸多的因素。而“孟母三迁”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一所好的中学，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尤其的重要。

谈起学校，其实每个省份都有那么几所重点中学，它们不但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且也拥有着一流的教学资源，每年定期向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重点985名校输送大量的优质生源。而内蒙古也不例外，作为我国的最北疆，由于地理、人才等诸多的因素，一直影响着地区的发展。然而，教育实力却不容小嘘，不但拥有一批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为首的综合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而且也有着一些实力不错的中学，每年的升学率全区遥遥领先，为985、211重点大学输送了大量的优质生源。

1.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即呼市二中，其前身为爱国将领傅作义于1942年创办的奋斗中学，其学校几经搬迁，由最初的杭锦后旗到张家口、北京，最后定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1960年，学校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和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学校。

1968年8月，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响应国家号召，高中、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建设兵团。

1980年，呼市二中被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重新确定为自治区级重点中学。

1990年，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试办“智力超常少年班”。

2002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授予“内蒙古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称号。

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呼和浩特市如今的一本上线率达到了95.1%。历年来培养内蒙古自治区文科前100名占2000人，理科前100名占1600人；保送、自主招生进入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等985重点名校的学生数不胜数。

2.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即师大附中，是一所具有明显民族特点、地区特色的重点中学，是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全日制民族中学与八大示范高中之一。

师大附中，其前身为创建于1954年的呼和浩特市第三中学，可谓是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同期创办。

1962年，师大附中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11所重点中学之一”。

1978年被确定为全区首批34所重点中学之一。

1992年创办“三语（蒙、汉、英）教学实验班”。

2002年被评为全区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之一。

2003年由自治区精神文明办委托内师大附中创办宏志班。

2008年由于为了学校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内蒙古教育厅审核通过，开始创办国际部。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师大附中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与独特的区域优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学子。

2009年，师大附中汉授部重点率为83.6%，蒙授部重点率为92%，有1人获全区蒙授理科总分状元，8人获全区蒙授单科状元，10人进入自治区蒙授理科总分前10名，8人进入自治区汉授总分前50名。

2010年，师大附中以705分（裸分）的高分夺得了自治区理科状元，以677分（裸分）夺得了自治区蒙授理科状元；有5人进入自治区理科前25名，有6人进入自治区文科前50名；呼市地区理科总分前8名，有10人考入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2011年，以694分（含加分）的成绩夺得内蒙古自治区理科总分第四名，呼和浩特市第一名其中一本上线率90.1%，宏志班95%的学生考上“985”工程大学，5人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2012年高考，以695分（含加分）的成绩夺得内蒙古自治区理科总分第二名，呼市第一名。以621分（裸分）的成绩夺得内蒙古自治区文科总分第三名，其中一本上线率91.4.%，宏志班97%的学生考上“985”工程大学，8人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3.包头市第九中学

包头市第九中学即包九中，创建于1957年，与呼市二中、师大附中相比年限稍短。然而，成立不久的包头九中，就有着突出的教学成果，高考成绩连续名列包头市前两名，同时成为自治区各中学的前茅。

1978年，包九中被确定为自治区重点中学

2004年，被确定为自治区首批九所示范性高中之一。

2007年，为提高学生外语能力、思维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创立国际班，与哈佛大学合作。截止2015年有近20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被国外著名大学录取。

除了与哈佛大学取得合作外，包九中还与欧洲五国建立了ASDAN中学生MINIMBA商业精英项目计划，与法国科技校长联盟签定优质生源基地，与美国部分名校签订双文凭认证资格等，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近年来，包九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文理科一本上线率达到了85%以上，有100多位同学获各类高校降分资格，有6位同学被中国国外著名高校录取，7位同学被清华、北大录取。

中学生，由于涉世未深、经验不足、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欠缺，而且处于青春叛逆期，因此需要正确的引导与良好的氛围，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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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重量级高校联盟！20所重点院校齐聚西南，这几所大学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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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每个人生来便有着固定的国籍。在这个国度中，无论它赋予你多么贫穷或多么富有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会深深热爱着那片从小庇护着自己长大、变老的土地，因为不论我们身在何方，都只有那个始终不卑不亢、负重前行的祖国能够给予我们最最深沉且温暖的怀抱。

在那里，我们不必因陌生而感到惶恐不安，不必因自己的懦弱胆怯而害怕抛弃，更不必因一时的政局动乱而飘零孤寂。

人生而不同

但是，人又是生而不同的。就像世界上绝对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世界上，也绝对不可能存在相同的两个人。所以，一个人的遭遇与想法也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思维绝对不可能没有差别的产生在别人脑海中。在你脑海中，无论自身境况有多么糟糕，你都有可能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半生舒适而离开、背弃自己曾经万分熟悉的国土，至于其他人会站在什么角度来思考、解决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

在中华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天生对于运动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喜好，同样也有一点，身边这类热爱运动的人群往往对文化知识不太感冒。也许是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他们早已用尽了自己的洪荒之力？当然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并且机缘巧合、当然也是实力使然，他们站在了能够为国增光的运动金三角之巅上。作为不尽其数的众多运动健将中的一员，能够一路过关斩将成为运动界的佼佼者当然是一大幸事。只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看似成为人生赢家的她们却由于一系列原因修改了国籍，并且受到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的严厉批判。

她们为何甘愿成为大家口中的“白眼狼”

对于历来军事实力稍有逊色、而爱国热情却十分高涨的中国人而言，修改国籍便意味着一种从精神上对于祖国的背叛。所以当以下十位女性运动健将自愿进行了国籍修改之后，便引来了众人的一致谴责。那么，既然明明知道这样做只会对自己的声誉带来极大的损害，她们又为何会“勇往直前”呢！

第一位：李莎莎

李莎莎是中国女篮界享有盛誉的中国女篮二队球员。作为一名国家级选手，本来对于自己的体育之路充满热情与期待的她，却因为一次训练误伤而不得不在2001年被迫退出主力之位。体魄的强健对于运动员而言简直就是“制胜法宝”，所以说是暂时修养，李莎莎却明白，自己终究成为了国家队的过去。

所以，无奈之下，李莎莎在身体大致恢复之后，便进入日本女子体育大学重新开始自己的体育之路。为了不再辜负自己的体育之梦，她仿佛比受伤之前的自己更加努力，所以很快经验丰富又十分刻苦的她进入了众多日本篮球俱乐部的眼帘。为了让自己的实力有所发挥，她不惜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加入日本国籍并成为日本女篮国手。

第二位：王娇

王娇是东北人士，由于先天比较强壮、魁梧，所以很早便开始接受跑步、跳高等体育训练。十八岁时，由于外婆是日本籍且身体状况不太乐观，所以王娇只能跟随父母远赴日本去照顾年迈体弱的外婆。

理所当然的，她进入了日本学校，并且在兴趣爱好的指使下开始了较为专业的排球训练。也许是天资聪慧，很快王娇在同门中显得格外耀眼，但是由于日本排球俱乐部规定每个球队只能接受一位外援，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排球之路半途而废，她只能毅然加入日本国籍并更名为小山修加。当然她也没有辜负自己成为了日本女排队的主攻手。

第三位：任彦丽

她曾是中国80年代素有“亚洲重炮”之称的垒球队长。从中国垒球国家队退役之后，她跟随自己的日本垒球“偶像”宇津木妙子去到日本打球，随后更名宇津木丽华并加入日本国籍，由于实力强大她还成为了日本垒球队主力队员，在多次国家级比赛中取得出色成绩。但是也由于在赛场之上过于高调不加遮拦而引起了中国球迷的极度不满。

第四位：冯天薇

16岁便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上夺得女单冠军，成为了进入国家队的资本。但是天意总是不遂人愿，之后不幸患上心肌炎而让本来势不可挡的体育事业迎来了一次“滑铁卢”。2005年，国内竞争力有所下降的她选择去日本“重整旗鼓”，之后便更换国籍并多次代表新加坡出现在世界体育舞台之上。

第五位：王越古

13岁起便进入国家二队，15岁产生质的飞跃进入国家一队。看似前途光明却因一次意外的脚踝受伤而退居后线。为了安抚队员情绪，中国乒协为其放宽政策并公派其去日本打联赛。没想到四年之后，伤势基本恢复的她却毅然加入新加坡国籍并作为代表参加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

第六位：李佳薇

13三岁便在自己的努力下进入北京乒乓球队。由于一系列原因十五岁远赴新加坡加入其国籍并成为其国家队选手。但是由于她小小年纪便离开了中国并未享受太多中国国家队资源，所以大众对她并未产生太多偏激评价。

第七位：诸宸

国际特级女子象棋大师，由于专业能力十分优秀而得到国家重视。当然她也不出意外的选择了加入别国国籍，不同的是，她的决策不再是因为个人发展前景，而是为了自己的爱人——穆罕默德。丈夫穆罕默德是卡塔尔国的贵族，二人因象棋而相识相爱。

要是凡人也就罢了，可偏偏自己托付终身的男人是别国的贵族，如果自己的妻子在婚后还是别国国籍，会让丈夫处境十分尴尬，所以为了成全爱情，诸宸自愿加入了卡塔尔国籍。

第八位：皮红艳

1997年，皮红艳当之无愧的入选中国羽毛球国家队。后来由于自己身高只有一米六几、并且在赛场上并未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且出奇制胜的打法，所以在教练婉言相劝下退回了地方队。但是自己的命运又怎会就这样掌握在别人的预言之中呢，不甘认命的她于2001年离开中国成为备受重视的法国国家级羽毛球队队员，为了顺利参加比赛，她也像其他选手般毅然加入了对方国籍。

第九位：何智丽

她在1982年的全国性大赛中一举成名并且顺利进入国家队，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她宣布退出乒乓球界。直到1987年之后，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爱人小山英之，由于丈夫是日本人，何智丽也选择了夫唱妇随成功加入日本国籍，并且在再次乒乓球复出之后一度代表日本国家队参与比赛。

第十位：栾菊杰

她作为一名女子花剑选手，向来在业界有“东方第一剑”之称，因为她是1983年由德国承办的第六届国籍女子花剑比赛中第一位获得冠军的亚洲人。

本来她无意修改国籍，却无奈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医疗环境而加入加拿大国籍。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国内医疗手段却对于女儿的生命垂危无能为力。后来经了解，她意识到只要自己加入加拿大国籍便可以让女儿接受加拿大先进的医疗设备的治疗并享受太多国内没有的优惠待遇。虽然她知道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修改国籍无疑会引起民众的情绪波动，但是作为母亲的天性却让她忽视了自己。因为只有女儿能够好好的、健康的活下去自己的生命才会有意义。所以，不管这样对于自己而言会有多少负面影响，她都甘愿为了孩子负重前行，最终，她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女儿也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生活总要继续

对于这几位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中国国籍的女性运动员而言，她们固然知道自己的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当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相信她们也是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的。既然生活还要继续、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那么，换一种方式让自己更好的生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毕竟换国籍又不犯法不是吗！只要心中有国便无所谓怎样生活。

（网络图片）

朱天元/文、访 袁舒/译

如果说历史是现代人对往昔的一场集体记忆，那现代中国关于鲁迅的记忆势必是复杂的、纠缠的、沉重的。解读鲁迅的权力已经不属于鲁迅本人了。这位早年的精神界的战士，晚年民族革命的“同路人”，他的精神遗产与价值早已超越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定义。鲁迅从未忘记自己边缘人与逃避规训的属性，在希望与怀疑之间犹疑的命运，正是这种复杂的精神结构赋予了鲁迅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魅力。他的巨大身影与精神遗产，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

鲁迅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将他的沉郁与黑暗分解之后，才能感受他晕染在古今中西之间的知识版图。鲁迅热爱那些边缘的，游离在癫狂与理智、阳光与苦难之间的写作者，也许正是这样的气质，让他找到了与旧制度与旧文化崩解之际的中国相似的时代精神。在迦尔洵和安德烈耶夫身上，他找到了现代人心灵上的苦难与知识分子与尚待启蒙的民众之间巨大的疏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鲁迅凝视着他对历史进步的怀疑和对于现实中的“恶”的勾勒。作为读者的我们，何尝不能从《祝福》《孤独者》的笔触中找到《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和《地下室笔记》的似曾相识之处？在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里，鲁迅看到了精神上的一种突围的姿态，找到了他在汉语语境中求索多年的慈爱与悲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不自觉的反叛意识，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舍斯托夫、卡夫卡感染同时代的病症。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面临着生命的虚无，荒诞的世界，非理性的诱惑，他们在写作与思考中找到意义，却依然无时无刻不再质疑自己。在推崇隐逸、逍遥、超脱的士大夫文化的序列中，我们绝难从中找到鲁迅的归属。只有在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中，鲁迅才能找到有自己相似的人格——那些逃避恶政，以药酒女佛自戕并孤立的奇人。

当昔日的同道胡适希望以士大夫的入世介入现实政治，渐进改良时，鲁迅感受到这种“绅士气”其实是另一种“士大夫气”，他以另一种悲剧意识感受到英美式民主与温和改良的幻想是无法奠基于一个病态的社会之上的。他讽刺胡适的中立与温和是另一种乡愿，不如说他早已预见自己精神革命的幻想早已失败。这位昔日的“精神界战士”在此时既感受到所谓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尼采式“超人”被庸众所淹没的必然命运，更使他深刻怀疑在一个现代性的激变社会中，改造国民性是一种不切实际却又永远充满浪漫诱惑的幻想。

郁达夫在《怀鲁迅》中纪念道：“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然而，鲁迅终其一生推倒各式各样的神坛。文学史把鲁迅的天才与苦闷，抗争与犹疑有意地淡化，这也使得鲁迅在大众的视野里成为一个被遗忘与调侃的对象，也许鲁迅并不介意成为手机时代大众潮流中戏谑权威，逃避崇高的表情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黑暗的闸门》中曾如此评价鲁迅的独特价值“鲁迅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同代人更复杂，更压抑，他也因此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问题、矛盾与不安。把鲁迅归为某种运动、扣上某种角色或是划在某个方向里，其实都是在吹捧历史抽象化的同时，淹没了他的个人天才。”

鲁迅精神以花果飘零的方式进行了遗传。冷战格局的形成与铁幕下对左翼理论的批判激发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热情，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的批判中发现了战后日本社会隐秘的精神结构，他试图在作为启蒙者与抗争者存在的鲁迅身上提炼出日本进行“近代之超克”的动力。而这些都是鲁迅精神以另一种方式植根于不同社会中结实地生长，坚定地批判与反省的证明。东亚文化圈里面各国在19世纪共同经受着西方的冲击，以不同的文化与传统进行回应，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洗礼。鲁迅反抗权力、反抗绝望的生命历程与改造文化，重塑新人的理想，是东亚各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下进行观念转型、重建认同不可或缺的遗产。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儿时的阅读中邂逅鲁迅的小说《故乡》，改革开放不久，他以留学生的身份游览了鲁迅的故乡绍兴。《故乡》这部小说传播、流动的过程，也是鲁迅在近代被神化、被改写、被遗忘，最后被重新发掘的命运。藤井省三在《故乡》中看到的不仅是鲁迅的乡愁，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普遍的精神状态——对乡土的疏离、对于麻木大众的同情。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鲁迅一生的漂泊与游历，使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东亚人民共同的符号。而在市场经济与信息爆炸的新时代中，鲁迅的价值仍然闪烁着微茫的光，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树笔下那些啜着冰镇啤酒听着爵士乐，随时等待被命运挑中的主人公们身上看见了阿Q的影子——尽管他们身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甚至宛如身处两个世界，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上放弃了对于自我和世界严肃的思考，都在随波逐流地成为物质与欲望的奴隶。而村上所致力于的反省战争罪责，向那些放弃政治思考的年轻人所进行的一次次诘问，正像鲁迅笔下“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的战士。当我们对早已后现代的精神世界感到困惑并在传统文化中感受到自我的压抑，需要一种深刻的自我审判去挑战习以为常的观念时，鲁迅的存在依然是苦涩而鲜活的。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藤井省三

问：《鲁迅的都市漫游》日本是如何影响了早年的鲁迅，以及作为文化符号的鲁迅又是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当代知识分子与文化。想请教您的是，鲁迅作为中国的“民族魂”，以改造国民性作为终身的目标，为什么会在20世纪的东亚国家，同样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与回响？

答：“国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近代欧洲的东西，因此“国民性”也是欧美人提出的一个近代的概念。当东亚人受到“西方的冲击”开始西化的时候，他们会将本国国民与近代英国、法国等的“先进”国民进行比较，由此看到自身优秀的一面和拙劣的一面，并以此为自己的“国民性”。东洋美术史家冈仓天心曾用英语执笔《TheBookofTea》（1906年），向欧美展示了以东洋文化为特征的日本国民性论调。他在书中所描述的日本东洋文化，是以中国大陆文化为根源的。大约30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出版了《生活的艺术》（1937年），展开了以传统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国民性论。

冈仓天心和林语堂基于引起欧美人兴趣的高级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种国民性赞美，而鲁迅则相反地揭露了传统社会的腐败部分，进行了国民性批判。

近代以前，以日本为首的许多东亚地区都属于汉字、儒教文化圈，鲁迅严厉的“国民性”批判给东亚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问：早年的鲁迅深受尼采影响，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己任，明治时期的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尼采热”，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关注尼采，希望用尼采的精神来回应明治末期思想界的保守与政治上的倒退。这一点是不是同样影响了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

答：尼采的超人思想是由基督教“上帝死了”的思想所支撑的。这一概念对欧美人来说非常可怕。但在少有基督教信仰的日本和中国，信奉超人论的时候却不会那么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可怕。对基督教抱有浓厚兴趣的鲁迅，以怎样的认知程度去接受“上帝死了”的超人思想，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在20世纪初已基本建成了国民国家的日本，尼采的超人思想在促进个体独立的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国家的膨胀，即帝国主义化。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我想，这时候尼采的超人思想在推动个体独立从而形成国民国家的方面，应该起到了更强烈的促进作用。

问：鲁迅在北京政府做公务员的时候曾经钞写古碑派遣苦闷，鲁迅也赏识中国古代诗人嵇康等作为叛逆者的文学作品。但是鲁迅也曾劝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古书”，甚至与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甚至与施蛰存等人发生论战。您认为鲁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答：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师从章炳麟，对爱惜国粹的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在《破恶声论》中大力批判了世界主义者。但到了五四时期，他又对爱罗先珂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对世界主义变得很友好。鲁迅的思想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地去拥护什么。“少读甚至不读古书”正是五四时期国民革命前夕的鲁迅思想。

施蛰存（1905-2003）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现代主义青年作家和编辑，但并不苟同鲁迅这种曲折的思想变化，于是被鲁迅严厉地批判了一番。这一点上他确实不太走运。

问：日本也有很多作家创作了以鲁迅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比较广为人知的是太宰治的《惜别》以及井上厦剧本的《上海月亮》，其中鲁迅的形象与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鲁迅“革命家”的形象往往大相径庭。您认为日本的这些创作者更感兴趣的是鲁迅的哪些特点？

答：太宰治（1909-1948）出生在位于本州岛北部东北地区最北端青森县的大地主家。年少的他非常憧憬东京，而到东京工作之后又一直深爱着家乡。鲁迅和太宰一样，也是大地主的儿子，而且他的家乡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的江南地区。如此出身的鲁迅在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的仙台市留学，对太宰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仙台几乎位于青森县和东京的中间点。鲁迅在仙台度过了怎样的青春时代？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仙台又是怎样培养了文学家鲁迅的？基于这样的视点，太宰治执笔了《惜别》。他阅读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的日文译本，到仙台实地考察并翻阅了大量鲁迅逗留期间的当地报纸，还采访了鲁迅在仙台医学专业学校的同学。在这样仔细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怀着对青年鲁迅的敬爱和共情，完成了《惜别》这篇鲁迅的传记小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青春小说的杰作吧。

井上厦也出身于东北地区的山形县，他的《上海月亮》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革命文学家鲁迅，试图向日本人通俗易懂地讲述贯彻鲁迅文学的绝望与希望的哲学。在这一点上《上海月亮》是一部很棒的革命+娱乐剧本，但是关于1930年代的上海，他只描绘了黑暗的一面。上海时代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既不当官也不执教，作为职业作家过上富裕的生活，多亏了当时上海的繁荣。他不仅喜欢讨论革命文学，还喜欢“泰山系列”等好莱坞电影。我在给文艺杂志写《上海月亮》剧评时就批评过这一点。后来井上先生特意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正如您所说，感谢您的指正。

问：在《鲁迅的都市漫游》的第四章，书中着重描述了创作《彷徨》时期的鲁迅的精神状态和写作。《彷徨》中的作品相对于中国读者熟悉的《呐喊》以及鲁迅战斗性的杂文，也体现了更多的鲁迅个人的苦闷。包括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说过鲁迅的《彷徨》中的《故乡》对他重大德影响。您认为《彷徨》在鲁迅的作品中独特的价值在哪里？

答：鲁迅自日本留学时写下《摩罗诗力说》以来，一直在谈论绝望与希望。反映鲁迅一生中最绝望时期的作品就是《彷徨》。当时正值五四时期向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过渡时期，但在当时的鲁迅看来，这并不一定是一条理想的革命道路。在绝望的深渊中，为了继续前进，他让自己背负了原罪。对流浪的犹太人传说的共鸣，就是这种原罪意识的体现。另外，他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23-1849）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共情，正是他绝望与希望哲学的文学表现。

问：鲁迅最后的人生在大都市上海度过，在上海他批评上海文艺的“才子气”与“流氓气”，同样也批判作为半殖民都市的罪恶（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但是鲁迅同样享受着都市文明的种种成果，比如喜欢看电影，吃西餐等等。您认为鲁迅对都市文明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的？

答：鲁迅是一个cityboy。他热爱中文书店与外语书店、电影院、咖啡馆、各种报纸杂志，喜欢与国内外众多个性鲜明的人们交流。他热爱信息不停流动的城市。正因为他是那种热爱闪耀城市的资深cityboy，他才能尖锐地批判城市，特别是处于外国侵略下的城市的阴影部分。

问：鲁迅晚年热衷于翻译各国文艺作品，希望以此改造国民性。其中包括了版画、苏俄文学、文艺理论，甚至包括作为异端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您认为鲁迅所选择的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怎样的趣味和关怀？

答：鲁迅和热爱文学一样热爱美术。版画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借此进行革命宣传，是现代主义的构思。因此鲁迅喜欢融合了现代形象和土著形象的日本版画家谷中安规的作品。在介绍苏联文学的时候，鲁迅也对为俄国革命而苦恼的同行作家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之所以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大概是因为托洛茨基用高水平的理论阐释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问：在今天的中国，鲁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大众的日常语言之中，甚至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各种鲁迅的表情包和作为调侃的“语录”，但是另一方面阅读鲁迅作品也会被视作“过时”，鲁迅的作品也会被更年轻的一代认为“难懂”。您认为这种反差是如何造成的？

答：鲁迅是生活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型期的东亚大文学家。对于生活在近代国民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东亚人民来说，鲁迅是深入考察转型期的文化与社会、情感与逻辑的重要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初高中的教科书中，有时过分强调了鲁迅作为国民国家建设时代的“文化英雄”这一侧面，导致培养出了许多讨厌鲁迅的读者。但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出发去解读鲁迅，学生们应该也会感受到鲁迅身上的更多魅力吧。

问：二战后的日本学者热衷于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鲁迅的作品也成为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战后的日本与鲁迅所生活的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语境与社会环境，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会选择阅读鲁迅？

答：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从汉字、儒教文化到欧化、近代化的转型期，现在正在迈入后现代时代。而且鲁迅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文化有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同样可以视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批判。他的绝望与希望的哲学引起了日本人的深刻共鸣。鲁迅既是中国的modernclassic，也是日本的modernclassic，更是东亚的modernclassic。

世界城市千千万，每一个城市都有各自的不同，当今世界经济最好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GDP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哪里。

卢森堡，人均GDP为107708.22美元，换成人民币为7276767.3432元，是不是感觉富得流油。卢森堡，位于欧洲西北部，是一个内陆小国，被邻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包围，面积2,586.4平方公里，大概是三分之一个上海，七分之一个北京，人口58万，因国土小、古堡多，又有“袖珍王国”、“千堡之国”的称呼 。一直是西欧重要的军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罗陀的称号。

卢森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欧盟多个下设机构，如欧洲法院、欧洲审计院以及欧洲投资银行，被称为继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后的欧盟“第三首都”。自然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赖性大。钢铁工业、金融业和卫星通讯业是卢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卢森堡的失业率非常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人均寿命超过了80岁，在全球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卢森堡市作为可以与巴黎和法兰克福并驾齐驱的欧洲金融中心，人均GDP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连开公交车的师傅都月薪三千欧。整个国家就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中留学生就占了一半左右，这挺叹为观止的。还有一些研究机构，总之整体教育资源很充足，大部分老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估计主要吸引他们的是待遇和福利吧！公立学校是免学费的。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养老保险都很全，提供的范围也很广，即使未来你不在卢森堡生活，等达到一定年龄你照样可以回来拿回全部当年交过的保险费！

卢森堡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整体社会治安的水平，也不能避免某些不法分子了，但我承认这一点，这个国家的确很安全。这个国家环境也很好，虽然国家不大，但城镇还是不少的，而且开车或者坐火车去乡村的路上，一路风景会让你心旷神怡，蓝天白云、山丘河谷、风吹草低见牛羊，感觉小时候只在书本上看到的那种田野风光就在你眼前，脚踩在欧罗巴大地上，在这里买个别墅圈片地种个果园养群羊，人生足矣！

这样的国家也是我们很多人追求的，虽然我们国家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是贫穷落后的地区还是很多，对于这样一个欧洲国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