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汇率

来源：央视

有关人民币汇率、中美经贸摩擦等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今天接受了央视财经频道的专访。

谈人民币汇率

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根据供求关系所调整的，不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还是对经济有好处的。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周小川：对中国来讲，汇率改革好多轮了，对外开放在逐步加大，汇率机制也更加完善，更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反映供求关系。

与此同时，货币的好用程度或是可自由使用的程度，越来越高，世界上愿意接受使用人民币做贸易、做投资、做储备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合适的，是一个正向的相互作用。

谈中美贸易摩擦

本月17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表示，“有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常识，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似乎主要依靠商业直觉。”周小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说法？加征关税的做法在他看如何违背经济常识呢？

周小川今天在日本东京接受央视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个政府至少应该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这个团队里起码经济政策的力量要强，这些人底子要深厚，这样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搞错。搞错，自己会有损失，等于是在尝试前几代人已经总结过的规律。那么，你没有认真去关注，还尝试搞错了的政策，这对谁都不利。

而近期，美国不顾国内外企业和社会各界反对，肆意加征关税。多家外国媒体的报道指出，美国的做法最终损害的是自身的利益。对此，周小川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周小川：加征关税，本国的最终使用者，如果是消费品那就是消费者，最后要为它来交税；如果是中间的产品，比如原材料、零部件，就是那些厂商在承担，最后是他们的最终产品会变得更贵。

谈中国经济韧性

周小川认为，中国经济虽然目前面临一些困难，面临一些外部的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还是相当不错的，会进行自我调整和结构优化。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周小川：韧性是说，你有一点冲击，它灵活调整能力强、自我调整能力强、结构优化能力强。所以，你有一点变化了，我很快调整了，结果就是我能够适应，同时我也不至于使得经济有什么大起大落。这个确实要看到中国经济现在的韧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2月7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肖特撰文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能使汇率政策制定过程进一步政治化，从而引发新的贸易紧张局势。

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确认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约束，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然而，整个汇率章节将受到协议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从而使美国可以有理由制裁中国的“汇率操纵行为”，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抵消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肖特认为，中方同意汇率章节的义务，是因为协议内容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做法编纂成文，这些做法符合20国集团（G20）和IMF的承诺，以避免竞争性贬值和货币操纵。而作为回报，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在2019年8月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并没有放弃太多，也满足了美国的需求。然而，中国却给了美国定义“汇率操作”的新手段，从而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开辟了新通道。

因此，一旦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产生异议，并未能在协商中得到满意解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就赋予美国单方面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报复的权利。此时，中国可以接受美国的报复，也可以退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无论何种选择，贸易战的战火都将“重燃”。

自11月7日至今，1年期中国国债利率持续低于1年美国国债利率，即中美利差出现倒挂，倒挂幅度一度高达-20基点，而之前人民币的在岸汇率（CNY）和离岸汇率（CNH）刚经历了一波快速贬值，两个汇率分别曾触及6.9763（10月31日）和6.9803（11月1日），相应较年初汇率的累计贬值幅度均超过6.6%。由此，一个直接的疑问自然而生——利差倒挂会成为压倒汇率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首先，此次中美利差倒挂不是首次出现。

实际上在本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利差倒挂基本是常态。中国各期限利率高于美国利率水平是本次危机之后的事情，主因还是中美货币政策差异所致，作为反危机的非常规之举，2008年底美联储先后采取了零利率下限的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政策，而同期人民银行虽然也采取了降息、降准等措施，但仍属于常规操作范畴，尤其是2010年11月人民银行还率先加息，成为本次危机首家货币政策转向的央行。

关键期限中美利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另外，之前我曾对美、英、德、日、中（G5）的长期利率走势进行过比较，发现G5的10年期国债利率走势在危机前后呈现出显著变化：除中国之外，危机后其他四国10年国债利率的均值、最高值和最低值，都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德日还曾出现过负利率；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危机后长期利率的均值较危机前低了10个基点（1个基点等于万分之一）,但长期利率的最低值却较危机前提高了65个基点，表明与其他G4国家不同，危机后中国的利率中枢较危机前反而是提高的。

G5的10年国债利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作者自行估算

因此，需要强调一个可能被市场忽略的事实：

本次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在经历短暂的极度宽松之后（信贷和M2增速曾一度分别高达35%和30%），基本就保持着中性姿态（包括期间还曾进行过三轮去杠杆），相应美联储反危机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转向则是在2014年10月底才开始，包括2014年10月底“退出QE”、2015年12月中旬启动加息周期和2017年10月底开始“缩表”。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各期限利率自2008年末开始高于美国，且幅度不断扩大，但2014年三季度开始扩大态势停止，之后利差就呈现趋势性回落态势，直至近期短期利率出现倒挂，显而易见

中美利差变化背后反映的正是中美货币政策走向的分化。

其次，利差和汇率关系确实十分显著。

对于汇率和利率的关系，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利率平价理论，通俗的说该理论认为当两国利率存在差异时，资金将从低利率国流向高利率国以谋取利润。自2005年7·21汇改，人民币汇率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相应中美利差确实与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利差扩大时，往往对应着人民币汇率走强；反之利差收窄时，人民币汇率走弱。

中美利差和汇率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Wind，作者自行估算

另外一个事关利差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就是“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即三项政策选项中，只能拥有两项。换句话说，在开放型的经济环境下，一国的金融政策始终面临“两难选择”。由于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所以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点是有巨大差异的，这些差异一方面增加了政策安排的难度，但同时也为政策能够有所侧重提供了“可乘之机”，让政策能够兼顾，或者说中国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是非等边的。而就中国实践结果而言，中国确实实现了“兼顾”，渐进式地取消了资本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也逐步得以构建完成，期间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并未出现完全失控，即没有出现爆炸性结果——金融危机。

综合此两个实情，我们仅仅能说利差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主力因子，换而言之，

人民银行在维护汇率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丧失了利率政策的独立性

。

最后，决定汇率的主力究竟是谁。

鉴于一国货币汇率本身只是一个比较结果，金融市场中的汇率变化曲线只不过是把不同人的比较集中起来，而在这个比较中，经济基本面因素的比较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每当该国经济基本面变差时，该国货币相对就变得相对弱势。对于中美而言，每当中美经济增速差扩大时，人民币汇率基本都是走强的；反之中美经济增速差收窄时，人民币汇率基本都是走弱的。只有2016年不符合这个规律，该年是中国金融行业加杠杆最疯狂的时期。

中美经济增速变化与人民币汇率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Wind，作者自行估算，上图2018年Q3经济增速差为2018年前三季度中美GDP名义累计值同比增速差，人民币汇率变化幅度为前三季度实际变化的年化率。

综合上述三点，文初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利差倒挂不会成为压倒汇率的最后一根稻草

危机前，中国经济运行发挥主导的是经济周期，期间低利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期在美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的是金融周期，期间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周期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因此中美利率政策同步不强；危机后，金融周期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量逐渐加重，同期美国依然是金融周期主导，中美利率政策同步性显著增强。

然而，在经历了影子银行快速扩容和金融过度脱媒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回归经济周期主导的运行模式转变，相应金融政策更强调“支持实体”，而美国经济则已进入周期上行期，美联储也正在积极恢复常规政策空间（加息和缩表）。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中美货币政策同步性正在由强转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一定会更加追求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劲，相应政策也更加侧重利率，只要政策得力，经济基本面恢复强劲的初衷如期实现，即便是利差倒挂重归常态的话，汇率压力也必将自解。

2019年8月5日上午9时16分左右，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双双跌破“7”的整数关口。当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市场关注“7”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开盘后也随即跌破“7”。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看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为有记录以来的首次。目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超过200点，离岸汇率日内跌幅超过1000点。

记者注意到，在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不到一个小时之内，中国央行在网站上发布了答记者问，这意味着央行对破7有所准备。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时点破7，背后有多层因素。央行表示：人民币汇率完全能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据了解，实际上在人民币汇率破7的一段时间前，已经有央行高层预警提示。因此，有专家判断,此轮破7,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政经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就坡下驴”的意味，顺势贬值，短期一定程度可以舒缓中国出口企业困境，也有助于下半年稳增长。

对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双破7，是汇率市场自然波动的结果，“7”没有特殊的含义，市场不应该过度解读破7的意味。实际上央行对于“7”的关口突破也早有准备，不是今天，或最近一周，或许在几个月前或者半年前就有准备，碰到这种情况，自然在恰当的时机发表答记者问，阐明观点，因此不必过多解读。

据了解，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次即将“破7”的敏感时刻。汇率不是应对贸易战升级的武器

在市场人士看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其背后的主因显然与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有关。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极限施压，表示将从今年9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毫无疑问，这将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外汇收入带来一定冲击。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均表明了要进行回应的态度。对此,中国央行官员在答记者问中也表示，“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操作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这被业界理解为是人民币汇率破7的一个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告诉《财经》记者，加征关税不断升级，此举明显违背了市场预期，也让中国政府对中美谈判的前景不乐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的基本面原因，首先就是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征关税预期未来可能对中国出口增速、贸易顺差增速以及经济增速的负面影响；其次是近期中国经济增速的确面临着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再次也与中国国内金融风险进一步显性化有关。”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认为，作为价格调节工具，汇率贬值是外部环境变化的正常反应。汇率作为国际收支调节工具，其变动必然会随着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态势动态调整。同时，随着汇率的动态调整，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特朗普关税的影响，缓解出口部门面临的困境。

但是，余永定教授提出，不应该将汇率贬值解读为是中美贸易战的一种回应。通过贬值的方法，尽管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有一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美国加征关税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中国将承担更多加征关税的负担。不仅如此，中国确实应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如果由于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出口有所减少也不一定是坏事。

余永定教授表示，人民币贬值并没有什么好处，至少目前我们并不能说清楚贬值的好处，所以中国政府不会把贬值作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武器，所以也不必将汇率的自然波动和中美贸易摩擦挂钩。当然，由于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这将导致人民币走软，这种情况也是自然，不必更多担忧。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1.42万亿元，下降9.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1.7%。其中，对美贸易顺差7506.2亿元，扩大11.9%。

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

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美元强势表现影响。北京时间8月1日，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2.25%。从外部环境看，降息意味着美元将呈现趋势性回落。但出乎市场预料，在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后，美元指数不降反升，一度达到98.57的高位。

王有鑫认为，理论上，利率和汇率具有同一性，随着美联储降息美元走势应逐渐回落，但近期受英国硬脱欧概率提高影响，英镑和欧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不断走弱，助推美元继续保持强势。因此，本轮美元在降息后继续保持高位主要是受避险情绪驱动。未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美国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对美元的不利影响将逐渐超过避险情绪带来的利好，美元将趋势性回落。

对此，余永定认为，人民币未来很难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从外部环境看，美联储降息对全球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美联储降息是有利于人民币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消人民币贬值的作用，至于联储降息以及美元未来的走势对人民币币值到底有什么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据了解，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余永定认为，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是常态。

余永定表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美联储降息，美元应该回落，但是综合因素比较复杂，假如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全球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强劲，全球资金仍然会持续流入美国，反而导致美元升值，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贬值，因此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来源: 财经网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5月25日上午，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原本计划出席的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因临时有其他安排，而缺席本次论坛，保监会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受托代念发言稿。

肖远企表示，原计划出席并首个发表主旨演讲的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因陪同国务院领导在外地考察，缺席本次论坛，但他仍亲自组织准备了发言稿。肖远企对郭树清的演讲稿进行了全文宣读。

在发言稿中，郭树清就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金融对外开放等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阐述。

肖远企（主办方供图）

关于中美贸易

在谈及美国升级贸易摩擦的问题时，郭树清在发言稿中从多个方面驳斥了美方谬论。他表示，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郭树清还表示，相当一部分（中国产品）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

对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郭树清表示，美国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美国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战势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美国加征关说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郭树清指出，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很多张皮。

驳斥“中国偷窃美国技术”

郭树清还指责美国所谓的“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现代强权逻辑。

表示，中国四十年前开始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使用外资约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800亿美元。目前形成的资产1500亿美元。这些建立在企业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没有一个项目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方签订的，现在美国突然指责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获取外商知识产权”，甚至使用“偷窃”这样的字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郭树清在发言稿中还提到，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技术转移获得巨大收益，通过专利特许经营等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获取了高额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成为了新的研究开发资本，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很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得到了检验，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对改进和完善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如今的中国已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赞扬“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

关于人民币汇率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的话题时，郭树清在发言稿中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郭树清在发言稿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表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经济活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也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股份制企业，百分之百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度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成两家以上的公司。

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没有任何限制和壁垒。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声影。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多赢局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发布这种指导性政策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等。

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化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还有自然人参股。目前我国4588家银行业机构中民营机构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数是民营为主。即便是五大银行，社会股权占比平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37%，与英美等国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很接近。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科技，在中国发展迅速，应该广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于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的态度，比如十几年前，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的支付合作下，诞生、成长、壮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它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帐户开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

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

郭树清在发言稿中表示，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8年，我国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的措施，目前正陆续落地实施，效果良好。未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市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都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当然，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防控好金融风险特别重要。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

鼓励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大进大出，过度炒作。

文中内容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临近大选，川普的各种小流氓式的恶心招数越来越多。据说，马上还要关闭更多中方机构。而外界也都在等待中方的反击。

全球经济最大的两个国家，如今走到了这步田地。那么，后续经济的燃爆点绝对会非常壮观！

美国真的要想惩治一个国家，货币武器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初俄罗斯吞了克里米亚，制裁清单中有一项，就是打击俄罗斯的卢布汇率。

针对伊朗的制裁，也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施压。

至于委内瑞拉、和80年代的日本，都是如此。

毕竟，货币武器，是深刻的联系着一国内部经济和投资的。

如果大量资金从被制裁国撤走，那么，这个国家经济很难好看。

眼下，川普是非常焦虑自己的大选选情的。

经济搞不上去，疫情又搞砸了，如果下台还要被各种人折腾，他唯一可以聚拢人气的，也就是打中国牌。

由于这是一张明牌，甚至是检测你是否真的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牌，因此，两党都疯狂打这张牌。

当然，论疯狂，没有人比这位70多岁的老头更疯狂，也不知道天天吃的是什么，精力充沛。

因此，接下去，川普疯狂打中国牌会越来越明显；而按照必然的路径，人民币汇率又要再一次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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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垮一个后进国家的一个办法，就是使得对方大量内外资都撤走，那么，一旦经济垮塌，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成为胜利者。

此前拉美的很多政权更替，背后都有着美国的这个套路在那里。

如今中国经济在疫情下强劲修复，全球90%以上的国家却陷入衰退，尤其美国经济的打击如此巨大，这种反差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而且，由于本次衰退的冲击波已经超过了二战，对于全球经济体系来说，自然是严重打击。

考虑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范围极广，所以，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经济风险也就在不断积累中。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定疫情是中国人搞出来的，而现在美国经济很糟糕，中国却好起来了，这个怎么可能接受呢？？？

因此，沉重打击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很多美国人情感上的“诉求”。

一个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鼓励大量资本撤出中国。

近期很多发达国家都开启本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的步伐，就是一个眼下的例子。

除此之外，利用小蓝杯这样的个案，疯狂打击中概股，全面压制中国的科技公司，是另一个案例。

至于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更是为了消耗中国的国力，这样美国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光到这步，依旧是不能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的。

因为中国毕竟是高储蓄大国，国内幅员辽阔，国外市场的嵌入程度非常深。

更何况，中国目前的套路也很深。

大家光盯着北向资金好像进来也没有多少，其实，中国今年上半年债券吸引外资达到了2万亿。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头啊！！！

这说明，中国不仅不再是过去的资本输出大国，而且还去全球跟美国人抢夺存量储蓄。

这个是真正影响到美国核心利益的！

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将会变成这场冲突的一个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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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大量外资流入，人民币汇率就会上升；

但是，如果大量资金从国内外流，那么，人民币汇率自然也就进入贬值通道。

这就和以前出口赚汇引发人民币升值一个道理！

川普的政策，其实是长期自相矛盾的~

就像去年夏天，人民币汇率突然贬值超过7，引发了美股暴跌，他要骂娘。

但是，骨子里，他是希望大量资金、制造业都重新回到美国。

所以，如果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却又不冲击美股，他才不管你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呢。

对于这点，中国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有几个事情，可以看出：

为什么前段时间股市疯牛行情下，突然要按暂停键？因为怕热钱冲进来做空，这也是为了保住汇率和股市；

为什么美国搞0利率，我们就是不肯降息？无非还是为了中美利差下，吸纳更多外部资金进来；

为什么大领导突然说要优化营商环境？其实，还是希望留住内外资，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只要人民币汇率是稳定的徘徊在一个区间内，大量外资流入后赚到的利润就不会被汇率贬值吃掉，那么，人家也就愿意继续进入中国市场。

近期的很多政策，背后的用意恰恰就在这里！

从这个维度来说，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

这个政策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央妈的决定，即，不可能短线拼命放水，要留有余地。

同样，中国也不会去贸贸然就跟老美全面撕破脸，因为自己还远没有准备好。

当然，适度的反制必然会有，否则人家当你好欺负了。

这个节奏，应该就是大选前中美冲突的主旋律——

美国施压中国的手段越来越接近天花板，中国的反制则始终保持巨大的定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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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中国就可以控制好人民币汇率不至于被严重打击吗？

打击一国的汇率，是打击该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这个是俄罗斯等很多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事情~

要想釜底抽薪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国内必须要有一个市场收益率惊人，这样内资愿意留在里面，外资很想进来，汇率问题自然也就保住了。

考虑到目前全国楼市只允许局部热，不能是全局热；考虑到目前出口行业已经无力带动外资继续疯狂投资，那么，这唯一的选择，只能是——

大A全年慢牛格局

换句话说：

川普打压中国越疯狂，大A走慢牛的步伐越是坚定

中国是不可能允许资金大量外流，也不会让汇率在中美的冲突中任意贬值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凝聚人心，更是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我们即将见证这场历史性的角逐和缠斗。

参考消息网11月7日报道美媒观察到，由于人们对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乐观，人民币汇率升至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突破了1美元兑7元人民币的象征性关口。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5日报道，中国的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交易，一个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内地在岸市场，一个是较为自由的香港和其他金融中心离岸市场。5日，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了约0.5%，离岸市场人民币涨幅类似。

《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报道，美中两国官员在接近于达成部分贸易协议之际，正在考虑取消某些关税。

今年8月，在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突破了重要的心理点位7。这是自2008年以来在岸市场人民币首次跌破这一水平。

报道认为，美元最近几个月的疲软也为人民币提供了支持。随着投资者情绪改善，以及对美国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强。上周，美联储今年第三次降息。

瑞穗银行驻香港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肯·张（音）说，如果中美双方取消关税，那将标志着贸易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说，那可能引发投资者对所持人民币空头头寸进行平仓，从而在2020年进一步支撑人民币。

尽管中国央行对它用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贷款工具利率进行了小幅下调，人民币5日仍大幅走高。中国人民银行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0.05个百分点，至3.25%。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下调该利率。

人民币（新华社）

有些人常用汇率的短期走势，尤其是每一天的波动来分析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那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分析两国的汇率走势主要还是看中美经济发展的实质。

今年以来，人民币与美元基本呈现了相对同步的关系，两种货币都呈现了对其他非美货币基本走强的态势，这是由中美经济增长情况所决定的，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以来一直高于美国，且中国的GDP总量在十年左右基本追上美国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不具备长期贬值的条件，恰恰相反，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相对美元会更为强势。

从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比美国更有发展优势，这是因为中国的二产结构更加合理，实体经济的合理性，使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没有美国那么严重。同时三产的比例又与美国相差较大，但是国内二产的稳健恰恰是三产比重提高的基础。从未来来看，美国的三产提高空间很有限，近些年来，美国三产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75%—80%之间波动，而中国三产比重2018年才达到52.2%，所以中国未来在三产上的提高空间非常大，尤其是国内非制造业PMI中期一直都处在54%的景气值之上，这说明国内的三产增长速度比较快。而美国目前在脱实向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恢复实体经济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合理性上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

而从科技投入上来看，中国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目前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位，总投资额已经逐步接近美国的科技总投入。从研发经费来看，2018年，美国研发经费为4765亿美元，其次为中国的3706亿美元，这两强的投入基本占了全球研发总费用的47%，日本和德国分别以1705亿美元与1098亿美元名列第三、第四位。但是中国的科技人才费用明显比美国低，低成本高投入，这使中国的科技制造业发展速度直追美国。关键是当前中国的科技资本的投入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很多。

在整体的科技制造业上来看，除了个别的航天航空科技与芯片等方面以外，实际上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全面追赶上了美国，并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而且在国内经济调整过程中，高技术制造业PMI一直处于制造业的领先地位，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2.9%，高于制造业总体2.8个百分点，已经连续第4个月保持升势，其中，4月份新订单指数升至10个月高点，数据为56.2%，明显处于景气值，这说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供需两旺，正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所期望的。而科技制造业的全面赶超更利于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目前美国的专利申请虽然总体比中国略高，但是科技转化能力明显开始滞后于中国，这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所决定的。

而从中国的理科人才储备来看，目前是美国的两倍多，这一优势未来还将继续扩大，随着人才与资本优势的逐渐赶超，国内的科技成果与专利申请等多方面会逐渐超越美国，这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3月1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最新国际专利申请报告。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的是美国，共56142件；第二名是中国53345件；第三、第四、第五分别是：日本49702件、德国19883件、韩国17014件。WIPO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中国将在今后两年内赶超美国。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流失海外的人才也在逐步回归，内外两方面的科技人才的进一步整合，已经为中国赶超美国科技业奠定了基础，所以国人目前不须妄自菲薄，中国的经济发展正从量变开始走向质变。

虽然每个国家都存在经济问题，但是从中国经济的质量来说，提升越来越明显，未来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与美元占有率的不断下降，人民币受美元的干扰会不断减弱，尤其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走软的可能性不高，长期来看人民币会越来越稳定。（本文系资深投资人馨月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

01

1883年6月5日，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诞生一个小男孩，取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后来，这个小男孩因开创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凯恩斯的父亲尼维尔凯恩斯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曾任剑桥大学伦理学讲师和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秘书，母亲弗罗伦斯布朗曾任剑桥市参议员和市长。

基因的作用是无比强大的！

小凯恩斯在1902-1906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来跟随马歇尔学习经济学。

1916年6月，已经小有名气的凯恩斯担任财政大臣的战时顾问，主要工作是分析英国在一战时期的经济状况。

凯恩斯惊人的发现，欧洲国家在战场上拼得血头血脸，而美国却在悄悄大发战争财。

当时英国的战争花销除了依靠黄金储备，其余不得不依靠抛售美国债券以及向美国银行家借款筹措。

如果说一战时期的美国在财富掠夺方面显得羞羞答答，二战时期的美国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大杀四方。

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财长摩根索就给战后世界秩序谈判代表，经济学家怀特下达硬性指标：

其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

其二、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通用货币。

于是，代表各自国家利益的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博弈开始。

当时已经是全球大名鼎鼎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参加战后秩序谈判的代表，怀特是凯恩斯的粉丝。

但是，在“国家大义”之前，怀特不得不把对凯恩斯的崇敬放在心底。

粉丝的专业度肯定不及“被粉”的对象！

怀特在与凯恩斯的谈判过程中，经常在咄咄逼人的凯恩斯质问之下哑口无言。

但是，国家实力决定一切，英国也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无奈。

当时，美国拥有全球80%的黄金储备，以及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而英国与欧洲各国尽管财力还是比“马大”，但是已经是行将“瘦死的骆驼”了。

经历二战洗礼的欧洲各国，都在嗷嗷待哺中渴求美国的帮助。

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霸权”正式成立。

02

美元成为全球通用货币之后，美国过了几十年的舒心日子，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情况有变。

日本与德国这一对难兄难弟，经过几十年的忍辱负重，经济强劲恢复。

美国逐渐从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

美国与日本、德国的关系正如富村和穷村之间的关系。

富村曾经生活富足，有车有房、有土地、有资源；穷村曾经穷的一无所有，但是穷村的村民有干劲，有充足的劳动力。

穷村的人们为了活命，只好给富村打工。

富村的村民曾经也过了许多年苦日子，如今有人给自己打工，并且只要很少的钱。

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穷村从富村那里挣的每一笔钱都不舍得乱花，慢慢的穷村也富了起来。

于是，穷村从富村那里也买了一小块地，以后穷村不光给富村打工，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慢慢地，富村自己种出的庄稼开始没有穷村的多，质量也比不上穷村。

富村村民也不愿意吃自己土地生产的庄稼了。

美国这样的富村持续出现黄金外流，最终逼着尼克松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从此进入信用货币时代。

03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不仅面临日德的经济冲击，同样陷入越战的泥潭难以自拔。

美国在越战中共花掉4000亿美元，死伤58307人。

同时，第四次海湾战争的爆发更是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驰援之下，以色列军队在和埃及、叙利亚的战争中反败为胜。

战争结束不久，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油价由起初的3.01美元上调至5.12美元，涨幅达到70%，并且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出口石油,1973年12月，石油价格再次上涨到11.65美元。

由于欧佩克国家是一个垄断性组织，14个成员国共控制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储备，基本可以控制全球石油的定价权。

石油价格的飙涨，使得美国国内出现输入性通胀，进而股市崩盘，但是美国并不着急，它正在酝酿一盘大棋。

1974年7月，美国开始落子。

美国财政部长西蒙斯飞往沙特，见到沙特石油大臣，并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美国向沙特大量购买石油，并且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武器装备。

其二、OPEC国家石油交易必须使用美元，沙特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OPEC国家的老大沙特原以为美国来找自己麻烦，谁知道要给自己当靠山，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美国从此向全球经济布下天罗地网，这张网以“美元—石油—美债”作为轴心。

04

“石油美元”的套路比“黄金美元”的套路深多了。

因为，任何国家发展生产、开动机器、运输货物都离不开石油。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每年要消耗6亿吨石油，而其中4亿吨石油需要从海外进口。

中国进口石油就得拿人民币换美元，然后用美元买石油，谁让石油结算必须用美元呢！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洗劫全球经济的套路是这样的：

美联储首先让美元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设定非常低的存贷款基准利率。

这样的话，就会有大量资金以贷款的形式走出国门。

这些资金大部分来到需要美元来支援本国经济建设，外汇管制比较宽松的国家。

我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假如有100亿美元资金进入某发展中国家甲国。

甲国拿出其中20亿来购买石油，从国际上赚来40亿美元。

这样的话，甲国就有了120亿的外汇储备。

当甲国外汇储备达到120亿美元的时候，该国进出口处于均衡状态，即：每年从国外进口40亿美元石油，出口40亿美元商品。

但是，美国在这个时候加息10%，甲国的100亿美元开始慌了！

因为，100亿美元在甲国投资的净收益不足10%，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必然对全球进出口造成影响，100亿美元迅速归还银行贷款才是最合适的。

这样的话，甲国外汇储备只剩20亿美元，而其每年需要进口石油就需要40亿美元。

在这个时候，除非有一半的企业倒闭，使得甲国每年进口20亿美元石油，出口20亿美元商品，形成新的进出口均衡，才能够挽救甲国经济。

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这种均衡很难达到，谁也不想成为倒闭的那一半企业。

这个时候，甲国肯定会疯狂的兑换美元，谁兑换的早谁得利。

美元的供不应求，只会造成美元升值，甲国货币贬值。

如果这个时候油价上升的话，甲国面临的局面就会更加严峻。

如果在这个时候美国过来捣乱的话，甲国的经济局势立马陷入动荡。

美国可以在这个时候利用舆论告知甲国老百姓，甲国外汇储备快没有了，本国货币一定会大幅贬值，甲国居民疯狂挤兑美元只会让本国经济快速崩溃。

甲国不得不加息自救，但是加息也是一把“双刃剑”。

加息可以暂缓老百姓美元的势头，但是却使国内企业的贷款成本剧增，最终倒闭。

在甲国经济系统即将陷入瘫痪之际，美元就会及时出现，贪婪地去收割当地便宜的筹码……

05

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一波恢复之后迎来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供求失衡的背景之下，金融秩序陷入紊乱。在那一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地下钱庄也相当活跃。

当时中国的“资金空转”现象也十分严重。有企业在银行以9%的利息贷款，转手就以18%的利息贷了出去，成为早期的资金“二道贩子”。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国家迫切需要一场金融变革与金融管制的加强，朱镕基受命于危难之际。

其实，早在1991年朱镕基就已经是全国主抓经济的副总理。

朱总理上任不久就清理了企业的三角债、进行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而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进行汇率改革。

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汇率双轨制”现象：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两条轨并存。

汇率双轨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可以有效保护国企利率，但是却催生出套利空间，使得民间汇率交易黑市猖獗。

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双轨合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由之前的5.7:1变为8.72:1。

汇率改制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可以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假如一个村庄生产某种产品，这种产品也是其他村庄的必需品。

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是10块钱，而该村庄却标价15元，这使得其他村庄尽管需要，却只能退避三舍。

于是，这个村庄的产品卖不出去，也变得非常贫穷。

后来，村民们终于相通了，把产品标价定为5块钱，反正村子里有的是原材料。

于是，其他村的村民蜂拥而至，这个村子很快就富起来了。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中国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成为更加吸引外商投资商的地方。

06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凭借自己便宜的商品，丰富的劳动力红利，再加上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全球80%的中低端制造在中国进行。

随着中国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美国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了。

前期，美国想让中国处于产业生态链的中低端，而自己处于食物链的高端。

这就相当于前文我们所讲的富村与穷村的故事那样。

而穷村富起来之后，已经不屑于给富村打工。

富村却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不愿意再干脏活累活了。

穷村除了能干脏活累活，也能玩高科技，这是富村更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现在富村同样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有车子、房子还有大量的资产。

这时候，富村醒悟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富村不仅陷入实体经济空心化，自己仅剩的科技优势也有被挑战的可能。

富村开始想方设法的让实体经济回归，同时千方百计保证自己的科技优势不被挑战。

07

当前，中国已经超越日本与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发展瓶颈。

中国制造已经占领全球80%份额，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除非中国把生意做到其他星球上去，中低端制造的利润空间将被大幅压缩。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升级，必须在保持中低端制造一定份额的前提之下，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以及相关产业。

当然，转型不会一蹴而就的，会遭遇各种挑战！

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面临美元加息的冲击。

为了应对美元加息所造成的资金外流，中国开始通过少印钱、控制贷款以及迫使一些环境污染型企业破产，来收缩市场上的流通资金。

这就客观上造成自美国2015年12月以来的9次加息，使得中国经济形势很差。

再加上中国的中低端制造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受到美元加息的冲击更大。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某工厂生产一双袜子的利润是1毛钱，1年生产100万双的利润才能够达到10万块。

那么，如何获得更多利润呢？

只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1000万双、1亿双袜子。

规模经济的特征就是规模大、利润少，同时占有资金。

占用资金就需要找银行贷款，这样的话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就一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前期的经营特质所决定的。

美元的一次次加息使得美元回流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中国的规模经济同样受到影响。

美元减少，国际贸易就缺少资金，世界经济自然就变差，世界经济变差，为了避险，许多人选择美元资产（包括美元）来避险，世界经济就会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08

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有困难，但是更有机会。

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的底部区域，后期会有一个很长的上升期。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中国的金融侧、实体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进行，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仍有着充分的调整空间。

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金融场景的配合，汇率的及时调整是金融供给的重要体现。

2015年8月11日，中国进行“811汇改”，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贬值。

中国的“811汇改”就是为了提前应对美国即将于12月进行的第一次加息而做准备。

这样做的话，既可以防止国内资金外流，又可以防止国外资金外逃。

我们知道，国外资金在中国不可能直接流通，必须换成人民币才可以投资与消费。

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之下，许多投资在中国的资金会选择获利了结。

中国在这个时候选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位。

原来6.5元能够换1美元，现在6.8元才能够换1美元，十分划不来。

“811汇改”之后，美元加息心理战如约而至，当然这也是美国常用的伎俩。

美国利用多种舆论手段，怂恿中国老百姓不停兑换美元，从而达到消耗中国外汇储备的目的。

如果中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同样无法购买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石油等大宗商品，同样包括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在这个时候，保证汇率的稳定，就得消耗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

而汇率稳定是一国经济稳定的中流砥柱。汇率适度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而过度的贬值则会贱卖本国资产。

在这个时期的汇率管控十分重要。

在中国汇率稳定之后，监管层选择汇率的突然升值，这样既可以使做空人民币的力量爆仓离场，又可以保证国内老百姓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遏制外汇储备外流。

在2017、2018年间，中国政府就严禁中国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并且把个人兑换外币的额度由5万美元降低为1万美元。

并且对于出口型企业明确指出，如果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到国外购买资产，那么必须把这些资产换成美元再拿回国。

经过上一阶段的严控美元外流之后，人民币开始主动贬值，从而应对美元加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美国想让中低端制造重新回归美国，希望美元能够贬值。

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币的吸引力，只能选择人民币同步贬值。

否则的话，就会很吃亏！

其实道理很简单，每个国家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可再生资源来换取其他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

什么是可再生资源呢？

劳动力！

只要人类不灭绝，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出现。

美国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也希望本国的劳动力能够换取不可再生资源，同时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得实体企业能够回归本国。

前期，我们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然后加工之后再出口创汇。

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可再生的劳动力来换取别人的不可再生资源。

我们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然后加工出口给其他国家，赚取辛苦费！

我们现在是用可再生的劳动力去换取别人的不可再生财富！

我们从美国赚取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同样可以购买美国的石油、土地、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当然明白这个道理，8月1日，在美联储降息之后，8月5日，人民币破7，就是这个道理。

结语

美国的再次降息，就是想着找机会向全世界转嫁危机，当然如果能够把危机转嫁给中国，这是美国最想看到的。

但是目前来看，美国的如意算盘要落空。

因为，中国不仅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实体改革。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锁定房地产的流动性，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改革方案出台，中国的未来只会更加美好。

美东时间8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

前几日，人民币汇率破7，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而IMF这份报告无疑狠狠打了美国政府的脸。

汇率问题，一直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在8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汇率也成为多位专家学者关心探讨的问题。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成员、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内的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势。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就“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问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陈元指出，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

但是，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陈元认为，外汇储备是我国一笔巨大财富，且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发行和人民币稳定。但目前外汇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或金融战的打击目标，所以我国应重新思考外汇的战略问题，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以下是陈元演讲全文。

“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

文 | 陈元

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美国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继续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实施打击，具有很高的代价和成本。由此可见，汇率这样一个关键的指标，实际上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与此同时，一些产业资本在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此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汇率问题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意图上看，美国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金融市场脱钩或者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史，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居民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首当其冲。

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长期中、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来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的政策的合理性，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使我们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这个问题上，IMF就并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从根本上将我们应该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也就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一是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一些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使用更多的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还应对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尽快地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