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贬值没有形成贬值预期－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波动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经济层面对人民币汇率具备一定支撑因素。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一、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从6．5贬值至6．86，贬值幅度达到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战触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暂停逆周期因子操作，开始逐步退出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此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在1月份，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会保持强势，甚至有交易员担心人民币汇率会升值破6。彼时，欧央行加息预期较强，美元走势偏弱，中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强，经济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且，中美贸易摩擦还在初级阶段，为了释放谈判的善意，投资者认为央行不会让汇率贬值。5月底，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人民币汇率开始迅速贬值。8月，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并且重启了逆周期因子，仍然没有阻止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趋势。直到12月5日，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决定暂时中止贸易战后，人民币汇率才止跌反弹。

中国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在整体平稳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加强，非标融资大幅收缩。为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央行实施了三次定向降准。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对冲了强监管的信用收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出现两次分化。从现象上来看，这一次贬值有些与众不同，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相关性显著减弱。6月20日－8月3日，短短32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达到6％，美元指数维持在95左右，基本没有波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战紧张情绪引导，短期内打破了过去依赖美元指数的定价机制。9月份，人民币与美元指数再度出现分化，由于美联储主席发布偏鸽派言论，美元指数再度大跌。然而，在贸易战的威胁下，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随之上涨，反而进一步从6．82贬值至6．87。

二、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与主观感受相反，事实上，2018年，无论观察出口形势还是资本流出的指标，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压力都在逐步缓解。然而，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基本面走势并不一致。

中国贸易顺差收窄主要源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8年1－11月，我国贸易顺差为3000亿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8．2％，进口同比增长14．6％。进口增速远超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油价高涨。2018年1－10月，WTI原油价格从57暴涨至70，带动南华商品指数上涨20％，极大推升额进口价格成本。这一情形在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时也曾出现。从出口份额的变化来看，中国外贸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对汇率造成强烈冲击。

中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显著下降。2018年1－11月，中国银行结售汇逆差从去年同期1200亿美元收窄至489亿美元。从全球资金流向数据来看，根据EPFR数据库，1－12月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187亿美元和13亿美元。1－12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544亿美元和－85亿美元。10月份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拐点，10月初，美联储主席提出“美国利率水平距离中性利率还有一段长路”的论断，美股开始持续调整，跨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

全球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原本应对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支撑。然而，2018年9－11月，当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持续升值时，人民币汇率反而从6．82继续贬值至6．9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悲观预期。

面对中美贸易战压力，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对冲市场压力。2018年1月，央行让做市商暂停实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没有停止调整中间价。我们将每日中间价分解为收盘价＋篮子货币＋中间价调整，对各个成分做20个工作日平滑处理。结果表明，1－5月，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一直处于升值空间，“中间价调整”则在小幅对冲收盘价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数升值过快。6月下旬，人民币收盘价出现显著贬值压力，平均每天贬值接近300个基点。对比1月份升值压力，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运用“中间价调整”对冲贬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8月3日，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表明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心汇率稳定问题。8月24日，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此后强调稳定汇率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中美贸易战和美联储加息冲击。

逆周期因子与“811汇改”之前央行调整中间价的措施，没有本质的区别。中间价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央行手中。逆周期因子的本质，只是为央行提供了市场供求信息。究竟如何使用信息，取决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就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升人民币汇率。如果认为市场升值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则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降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那种情况，中间价原本蕴含的市场供求信息都会被逆周期因子对冲。

三、2019年人民币汇率存在阶段性升值机会

从2017年的经验来看，当央行出台逆周期因子等措施之后，外汇市场各个交易主体通常会跟随央行的指挥棒行动，直到累积的不均衡重新打破并形成新一轮的剧烈波动。中美贸易战由于涉及太多政治动向，金融市场难以对其定价，引发了较大的波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特朗普并不希望继续在贸易领域与中国纠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人民币汇率会获得一定支撑因素。从其他国家对华进口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对华进口增速最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韩台、以及东盟六国等东亚经济体。也就是说，今年出口扩张并非完全缘于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抢出口”（除了10月数据外），而是海外经济扩张引发的进口需求。一旦贸易战警报解除，中国出口增速并不会出现市场担忧的坠崖式下跌。

当人民币汇率接近7．0的关键心理位置时，政策决策者的空间十分有限。一般而言，当人民币汇率逼近7．0这个点位时，会有大量短期资本涌入外汇市场做空人民币汇率。如果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做空资金借助“破7”这个信号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那么“破7”之后，可能会严重影响市场情绪，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为了避免“破7”引发被动局面，央行会提前入市，稳定汇率。G20双方首脑会晤后，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出现拐点。中方在明确拐点方向之前，不会轻易打出汇率这张牌。

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又会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由于中间价主要反映篮子货币的信息，人民币汇率制度事实上成为窄幅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此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重新和美元指数挂钩。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汇率会出现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汇率会出现升值压力。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27日电 题：《周景彤等：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与趋势》

作者 周景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李赫(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和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素变化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中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主要因素如下：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的路径产生影响。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而美国经济当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中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预计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较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增长减速、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对外贸易紧张的情况，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仅为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

对汇率应保持调控力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等因素影响，市场上恐慌情绪加剧，“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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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开局经济这么看（6）

周景彤 李赫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贬值幅度为5.3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6月15日特朗普批准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要求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且幅度较大，主要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这个路径来产生影响。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并且逐季放缓、下行压力较大，而美国经济总体强劲，全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升级。6月15日，美国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税；9月24日，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导致国内外市场信心受挫，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从6月15日的6.4146下跌到8月24日的6.8789，跌幅达6.7%。

四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减少了672亿

美元。

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实际上，2019年影响汇率贬值的国内因素是2018年贬值因素的延续。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供求两端双双走弱，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尤其是上半年放缓更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会更大，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贸易摩擦，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仅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比如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等。中美关系是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除了经贸问题，还包括科技竞争、制度竞争以及全球领导力竞争等诸多问题。

几点建议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

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时，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关税等因素影响，市场上加剧了恐慌情绪，“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加剧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中国人民银行8月5日表示，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文章来源：东方财富研究中心）

来源：莫尼塔研究

作者：钟正生 张璐（钟正生为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

报告摘要

展望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枢将上升到6.9附近，波动区间在6.7-7.1之间。

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逻辑一：中美冲突降级。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主要是跟随中美冲突的升级而来，与美元指数的关联减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人民币汇率逆转2019年8月之后急速贬值过程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将回到6.90一线。以目前选情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对于特朗普成功连任是比较充分的，2020年中美博弈将在这个小幅“降级”的基本盘上展开。随着前期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对经济的提振趋于衰减，2020年美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这会促使特朗普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内。

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逻辑二：美元指数趋弱。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的走弱过程将贯穿2020年，成为带动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关键力量。在全球贸易链修复的过程中，汇率贬值对欧洲经济的提振作用或将明显呈现，同为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也开始具备更强动能。这将削弱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的程度，对美元构成下拉。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提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汇率条款明显区别于“广场协议”，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但可能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从过去一年逆周期因子的运行来看，央行开始允许中间价更充分地波动。2020年CFETS人民币汇率篮子中，美元指数权重被调低，欧元、卢布和澳元的权重被大幅调高。这不改变人民币指数的走势，但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201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波动率依然偏低，扩大汇率弹性符合长期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是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和提升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必要一步。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视角。202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有能力保持稳定；金融项下的外资流动增强，外资增配人民币资产的趋势还会延续，从而有助于国际收支格局的稳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中有升。

在人民币汇率“破7”的担忧蔓延四年之后，2019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举突破7水位，最高贬值到接近7.2。可喜的是，此前各界一直担心的人民币汇率超调和失控并未出现。展望2020年，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中枢将上升到6.9附近，波动区间在6.7-7.1之间。

升值的主要支撑因素有二：一是，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双方都没有进一步实质性升级冲突的意愿。但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以及后续谈判的波折，可能会带来阶段性的回贬风险。二是，看弱美元指数。中美贸易冲突缓和，全球供应链有一定修复条件，这将削弱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程度。此外，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汇率条款大概率与美墨加协议中的汇率条款相似，以强调汇率定价的透明度为目的，而与“广场协议”的框架有根本不同，但这可能会带来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提升。而2020年经常项目顺差的延续，以及资本和金融项下持续的外资流入，将为人民币汇率提供赖以稳定的基本面条件。

一、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Ⅰ：中美冲突降级

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主要是跟随中美冲突的升级而来，其与美元指数的关联减弱。2019年8月，美方决定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直接触发了人民币汇率“破7”。按照目前披露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内容，美方决定将3000亿美元关税限制在目前已征的1200亿以内，且对这部分关税从15%减半到7.5%，同时继续通过关税排除程序豁免部分已加税商品。因此，人民币汇率逆转2019年8月之后急速贬值过程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有很大可能性“收复失地”回到6.90一线（图表1）。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此背景下，双方都没有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意愿。对中国来说，完成两个收入翻番目标的意愿已经明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如我们在《乌云背后的幸福线——2020年中国经济展望》中分析的，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就在于中美贸易冲突。因此，若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国内政策保持“高质量增长”的定力至关重要。

对特朗普来说，经济稳定是连任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关于增加农产品进口的内容，有助于稳定此前受损的美国农业州选民。据CNBC报道，特朗普采取的单边政策导致美国729个农场破产，但2019年7月，美国农民对他的支持率却比2016年竞选总统时还高出4%，达到79%，而8月下降到71%。特朗普的农业州票仓虽然坚挺，但持续的经济损失显然值得关注。另一方面，第一阶段协议避免关税进一步升级，也足以巩固蓝领工人地区的选民。《华尔街日报》曾利用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数据，对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77个依赖制造业地区的经济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特朗普当选后，这些地区的就业增长从2015-2016年的1%，明显下降到2017年的0.5%（全国平均水平为1.5%）和2018年的0.6%（全国平均水平为1.3%）。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停滞，就业增长放缓在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影响到特朗普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据华尔街日报/NBC新闻调查，2019年对特朗普工作表现满意的比率达到49%，高于2017年的44%。然而，随着通用汽车关闭美国工厂等事件冒出，这些地区选民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需要一定程度的降级缓和。

以目前选情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对于特朗普成功连任是比较充分的，2020年中美博弈将在这个小幅“降级”的基本盘上展开。第二阶段谈判启动后，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呈现出较高景气度，博弈局势可能再度拉紧，从而对人民币汇率带来冲击。但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这是经济，笨蛋！”（It is the economy，stupid！）。随着前期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对经济的提振趋于衰减，今年美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这会促使特朗普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内。

二、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Ⅱ：美元指数转弱

在中美贸易冲突整体缓和的情况下，2020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或将回归。我们认为，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的走弱过程将贯穿2020年，成为支撑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关键力量。

从美元指数的构成货币来看，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显著走弱，主要在于欧元和英镑从此前的拉动转为明显拖累（图表2、图表3）。先看英镑。英镑显著反弹，是英国脱欧风险下降的结果。2019年12月13日，约翰逊以大比例胜选，意味着英国将在1月31日脱欧并进入过渡期。根据英格兰银行此前的测算，英国在与欧盟保持经济伙伴关系的情景下，如果最终与欧洲形成密切经济伙伴关系（Close），将使得英镑兑美元升值到1.35；如果形成欠密切经济伙伴关系（Less Close），对应英镑将升值到1.31。目前英镑已经达到1.3的水平，进一步升值拖累美元指数的空间已经很小。

再看欧元。2019年欧元连续第二年震荡下跌，主要在于中美贸易冲突损伤了全球贸易链，对出口依赖度较高的欧洲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2019年10月中美局势逐渐缓和之后，全球供应链有一定修复条件，这带动欧洲（尤其德国）的出口订单开始呈现企稳迹象（图表4）。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欧元汇率对欧元区制造业PMI有一年左右的领先性，2018年欧元大幅走贬理应带来2019年欧洲经济景气回升，但在贸易链受损的情况下，欧洲经济继续下挫（图表5）。目前，欧元已经贬值到2014-2015年的历史低位附近。随着全球贸易链的边际修复，我们认为欧元贬值对欧洲经济的提振作用将明显呈现，同为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也将开始具备更强动能（2019年9月以来，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持续回升，到2019年底已达到全年高点）。这将削弱美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程度，对美元指数构成下拉。

节奏上，2020年下半年 “美国经济走弱+货币宽松加码”，美元指数走弱趋势或将更加明显。主要在于随着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效应的衰减，美国经济走弱压力可能加大，而在总统大选之前，失去众议院的特朗普几乎不可能推动新一轮财政刺激，只能依赖于进一步放松货币。欧央行2019年9月就已采取了扩大负利率和重启QE两项政策。目前，欧央行内部针对负利率的批评声音较大，QE资产购买也已接近上限（根据我们估算，若不放宽资产购买上限，只能继续购买9-12个月）。欧央行行长拉加德2019年12月公开表示，财政政策是下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存在财政空间的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2020年欧洲的宏观政策或将向财政政策偏移（尽管空间并不会太大，因为欧元区内最有财政刺激空间的就是德国；而受《新债务限额》法案的限制，德国联邦政府只可以增加占GDP 0.35%的债务）。因此，除了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欧美货币政策基调上的变化也可能给美元指数带来拖累。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提升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文本包含“汇率和透明度”一章，这导致市场担心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重蹈“广场协议”后日元的覆辙。我们认为，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以来双方高层释放的信息来看，中美汇率协议的大框架或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相似。美国此轮与各国的经贸谈判可能更加注重汇率规则的“公平”，而不是以促成美元大幅贬值为目的。2019年3月初，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承诺未来“不参与竞争性贬值”，在汇率市场操作方面达到一定的“透明度”，并确保这两点是“可执行的”。

这些内容在2018年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中都能找到范本。美墨加协定在透明度和可执行方面做了以下规定，可能在中美协定中有所借鉴：1）双方的外汇干预行为需立即告知对方，并在必要时进行讨论；2）在每月结束后的7天之内，公布当月在即期、远期市场上的外汇干预；3）成立专门委员会，监控汇率条款实施，定期会晤讨论。

而在“广场协议”中，各国都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了经济政策调整承诺，主要集中于几下几项内容：1）实现无通胀基础上的均衡增长；2）削减公共开支，降低政府需求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以内需和民间投资为主；3）促进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汇率弹性化，要求各国汇率应充分反映各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4）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抵制保护主义；5）G2（日本、德国）应密切监视日元汇率，实施灵活管理的货币政策，实现日元自由化，使日元汇率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潜在力量；而美国应致力于全面推行财政赤字缩减计划，力争在1986财政年度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1%。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经济增长强劲，在整个1980年代增长速度都系统性地高于美国（图表6），但1985年之前日元汇率并未升值、而是略有贬值（图表7）。也就是说，广场协议时的日元存在系统性的升值压力，因而在广场协议的快速调整要求下，日元汇率出现了过快和过大幅度的升值。

综上，广场协议就是以五国政府联合干预，促使美元大幅贬值为目标的。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一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在三大改革要求之中明确了“修正低位日元”的方针。在广场协议谈判过程中，时任财政部长贝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可见，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汇率条款，将可能因透明度的要求，而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提升。不过，从过去一年央行逆周期因子的实施情况来看，除了在中美冲突激烈升级的5-6月、8-10月，由于市场贬值预期过于集中，央行加强了逆周期因子的调控之外，逆周期因子已经不是常态化地发挥作用，而是允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更充分地波动（图表8）。

此外，2019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了新的CFETS人民币汇率篮子货币的权重。最显著的变化是，调低了美元的权重（考虑盯住美元的港元、迪拉姆、里亚尔后，美元的权重由30.54%下降到28.89%），而根据2018年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大幅调高了欧元、卢布和澳元的权重（图表9）。权重调整后，经回溯，不改变人民币指数的走势（图表10）。但人民币减少盯住美元的成分，势必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我们认为，这也表明了央行的一贯思路。201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的波动率依然偏小（图表11）。在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市场预期可控的情况下，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推动金融市场开放的必要一步。特别是，正如易纲行长在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时所指出的，“有弹性的、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反过来会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调控的空间”。

四、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视角

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在于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但对这一点市场上存在担忧。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具有鲜明的“衰退性贸易顺差”的特征，即进口比出口下滑更快。这一特征能否延续到2020年，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事实上，2019年初，关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甚至长期转负就引起过讨论。

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有能力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常项目的主要逆差来自“服务贸易”（图表12），服务贸易中81.4%是旅行项目（图表13）。2019年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对于出国旅游有一定抑制作用。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升幅有限，加之中国经济仍然整体减速，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空间应不大（图表14）。

其次，货物贸易顺差并不会大幅减弱。中美互加关税一年来的经历愈发表明，中国出口具有韧性，中国对美国和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表现呈现出巨大反差（图表15）。这可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抵消了部分关税的影响。2018年中贸易冲突激化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贬值7.8%，在主要国家中已是较大幅度（图表16）。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之前，美国对中国关税的加权平均上升幅度约为14.6%，汇率贬值大约抵御了接近一半的影响。

二是，借由东南亚和欧洲等地的转口贸易，以及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开拓。2019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仍然高居接近10%的水平（图表17）。美国虽然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整体贸易逆差不降反增（图表18）。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有从美国向欧盟、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迁移的迹象（图表19）。

三是，中国产业自身仍有足够的竞争力，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体量和效率还难以取代。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30.4%，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的份额达到11.9%，而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体量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图表20）。

2020年中美关税税率转为小幅下降，全球经济呈现弱复苏格局，中国出口韧性预计能够延续。

再次，考虑到中国政策定力的延续，在财政和地产方面并不会有大的刺激政策推出。2020年GDP增速保持在6%，即可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因此，中国经济并不会明显强于2019年，从而进口增速抬升的空间不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关于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内容，以2018-2019年中国大豆进口的经验来看（从巴西进口量显著上升，但大豆进口总量基本稳定，图表21），应主要体现为进口国之间的腾挪。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与其它进口国的贸易关系更需谨慎处理。

2020年外资流入中国的趋势预计还会延续，同样有助于国际收支格局的稳定。

2014-2016年，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突增，导致中国国际收支中的金融项目经历了剧烈调整，尤其是“其它投资”项下大量偿还美元外债、及“直接投资”项下外资进入显著放缓（图表22）。经过这轮快速调整后，美元外债偿见底恢复，政策加强对资金“走出去”的监管（图表23），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项目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状态。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证券投资项目对于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平稳上升。

一方面，目前海外负利率资产规模依然处于超过11万亿美元的高位，在全球债券总市值中的占比超过20%（2019年8月的峰值达到16.8万亿，占比30%），而中国还葆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且经济保持相对较高增速，如此，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在全球“越看越正”。

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博弈可能走向“持久战”和“消耗战”，中美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将趋于减弱。到2018年，中国GDP已占全球的15.86%，仅次于占比23.89%的美国；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达到18.58%（图表24）。反观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比重，2019年在MSCI的全球市场指数里，中国的份额只有3.78%（包含中概港股、A股、B股）；在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里，中国占比也只有34.28%（图表25、图表26）。全球资产配置机构更加有必要增配此前被严重低配的人民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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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执著财经

2020年1月1日，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受到央行降准利好，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在岸、离岸、中间价都会上扬。

就在201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43个基点，报6.9762。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9805。据权威机构测算，2019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1130个基点，调贬幅度约为1.65%（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8632），较2018年收窄3.4个百分点。

面对央行今天（1月1日）的全面降准8000亿，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将会怎么走？

首先，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反弹还可能继续。因为央行降准8000亿后，国内资本市场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人民币汇率在重回7关口后，可能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市场相信央行降准8000亿后，国内经济会快速复苏。

再者，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来回收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2019年，央行在香港发行了12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品种日益丰富。从发行节奏看，5月份以后明显加快，分别在5月、6月、8月、9月、11月及12月累计发行10期离岸央票。通过发行央行离岸市场票据，就是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的流动性，抬高做空成本，打击投机势力。

最后，美元指数也在近期走势较为疲弱，从而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反弹。美元指数方面，2019年一季度美元指数相对平稳；4月下旬-5月中旬，美元指数小幅调升，期间累计上调1%，后走势较平稳；下半年，由于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美元指数震荡走弱，指数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调贬幅度达2.3%。美元指数走弱，在很大程度上也推高了人民币汇率。

以上是我们所説的，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是“箱体震荡，小幅反弹”的趋势。那么，中长期内人民币汇率该怎么走呢?第一，国内的经济能否持续向好，因为降准并不代表经济就会走好，经济好不好，关键要看疗效。如果降准再配以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无法剌激经济马上复苏，那么人民币汇率也贬值风险。

第二，美联储会否在2020年继续降息？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向好，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将降息变为升息。届时，美元指数会升值，人民币等非美货币将会受到压制。同样，如果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了，美联储今年继续降息，那么，人民币汇率会进入一段升值空间。

第三，中国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态度。未来央行将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市场化。不过，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非理性波动时，我国央行会通过逆周期工具予以调节，力争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按照中国进出口形势，人民币汇率应该是“宽幅震荡，稳中有贬”。人民币汇率要尽可能避免出现单边下跌的趋势。

央行降准，人民汇率该往哪儿走？短期内受到各种利好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有可能会出现升值行情。但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能否长期走好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回暖、美联储是否继续降息，以及中国央行调控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如果不出意外，人民币汇率将会在“整7关口”上下波动。正如央行行长所言，“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时高一些，枯水期时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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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经济观察）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夏宾）2019年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是破除“心魔”的一年。

人民币去年最为吸睛的时刻无疑是在8月份：先是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双双“破7”，后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并创下2008年4月以来最低值，离岸人民币在“破7”后的几天内发生了单日涨超1200个基点的情况，重返6.9区间。

人民币汇率经过“破7”和“返6”，市场预期仍保持稳定，企业和机构对于汇率波动风险已有清醒全面认识，而非抱着一种恐慌心理盯住汇率走势来押注单边升值或贬值，告别羊群效应和投机想法，“风险中性”的理念正让中国外汇市场愈加平稳。

“破7”之外，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关键词还有哪些？

一方面，贬值幅度收窄。从全局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2019年全年贬值1.65%，相比前一年的贬值幅度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双向波动明显。从拐点来看，人民币即期汇率在2019年出现了“两升两贬两平稳”的阶段性走势，走势图上有多处明显转折，最高值和最低值间的差距超5200个基点。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张云 摄

“破7”之后，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怎么走？

“不管是贬值‘破7’还是升值‘返6’，人民币在2020年将延续近几年来双向波动的局面，这是一种正常表现，人民币汇率基本会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社记者说。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直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将持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早已摆脱过去的“死板”，双向波动已是常态，未来会比现在更具有“弹性”。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走势将贯穿2020年，那今年全年的表现能否一改此前连续两年走贬的局面呢？

中银国际宏观研究团队认为，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呈偏强双向波动。而从资本项目看，预计海外资金将继续流入中国，资本项目有望继续维持顺差，并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撑作用。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测，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中国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均有上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而投资组合流入也随资本市场开放出现大幅增长，且预计上述趋势在2020年仍将持续。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新闻发言人管涛指出，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已有两年时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趋于减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市场信心得到部分修复。

二是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且在全球负利率资产扩容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境外投资者持续增持境内金融资产。

三是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回宽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数走弱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较强以及逆周期外汇管理政策的持续发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则给出了不同看法：目前人民币汇率仍处在技术性贬值周期的通道中。从长周期看，贬值区间还没有完全修复好，技术周期的调整还会继续。“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双边波动、以稳为主、偏向贬值的趋势。”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此前撰文称，下一阶段，中国央行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

来源：中新经纬

原标题：2019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调贬1130基点 今年或小幅升值

中新经纬客户端1月1日电 （张澍楠）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出一丝“暖意”。据中新经纬客户端计算，尽管2019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1130个基点，但调贬幅度较2018年（5.04%）已明显收窄。

2019年人民币中间价调贬1.65%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201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43个基点，报6.9762。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9805。

中新经纬客户端计算，2019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1130个基点，调贬幅度约为1.65%（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8632），较2018年收窄3.4个百分点。

去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升值，再贬值，后双向波动”的过程。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反弹至6.70关口上方后，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横盘。8月初，人民币汇率“破7”，最弱时接近7.20关口，之后双向波动特征明显加强。11月5日，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中标利率下降5个基点，提振了市场信心，人民币汇率重返“6时代”。

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最低点出现在3月21日（报6.6850）；此外，2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6857，与3月21日相差无几。8月8日-12月中旬，人民币中间价总体处于“破7”状态。9月3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7.0884，为全年最低值。

人民币与美元币值之间的强弱大体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元指数方面，2019年一季度美元指数相对平稳；4月下旬-5月中旬，美元指数小幅调升，期间累计上调1%，后走势较平稳；下半年，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美元指数震荡走弱，指数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调贬幅度达2.3%。

央行多次出手稳汇率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刚刚过去的2019年，央行采取公开市场喊话、发行离岸央票、降低MLF中标利率等措施稳定人民币汇率。

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后，央行行长易纲强调，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时高一些，枯水期时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央票发行方面，2019年，央行在香港发行了12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品种日益丰富。从发行节奏看，5月份以后明显加快，分别在5月、6月、8月、9月、11月及12月累计发行10期离岸央票。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分析，央行离岸发行央票作用之一，就是稳定离岸市场汇率，实质是通过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抬高做空成本，打击投机势力。

另外，11月5日，央行开展MLF操作4000亿元，与当日到期量基本持平，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3.25%，较上期下降5个基点。这是自2018年4月以来，首次调降1年期MLF利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下调政策利率符合市场预期，表明央行继续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助于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兴业研究称，由于LPR与MLF利率挂钩，降低MLF利率能够引导LPR下行，起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作用。

2020年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迈入2020年，1月降准预期能否实现便是市场关注要点之一。去年12月以来，市场上围绕降准的讨论不断增多，稳定岁末年初流动性平稳运行成关键理由。

资料图 中新经纬 熊思怡 摄

国泰君安认为，在春节扰动及专项债发行下，流动性压力最大的时间点在1月份，或需要一次降准来对冲。历史上看，央行不太可能单独因为春节扰动而降准，但2020年叠加专项债发行，资金价格有额外压力，央行有可能降准来为专项债发行提供流动性。

东北证券也分析，1月是合适的降准窗口，一季度中1月份流动性缺口较大，预计超过3.5万亿元，压力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因此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也符合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对于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机构普遍表示看好。工银国际认为，短期而言，美联储暂停降息或对新兴市场货币产生小幅扰动。2020年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企稳态势，全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枢水平或将回归至7.0以内。

中信期货分析，2020年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空间有望保持，很可能在高波动中逐步小幅升值，震荡区间预计为6.7至7.2。

中银国际宏观研究团队预计，基本面因素仍支持人民币在2020年升值，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呈偏强双向波动。从资本项目看，预计海外资金将继续流入中国，资本项目有望继续维持顺差，并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撑作用。

央行行长易纲12月初在《求是》上撰文指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新经纬APP）

记者 陈鹏

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谓跌宕起伏，中美经贸摩擦继续成为主导因素。

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一波“小阳春”行情，累计升幅达1.9%，但随后由于贸易摩擦出现反复而回吐全部涨幅，全年整体呈小幅下跌态势。2019年全年（截至12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下跌约1.8%。

图1 2019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走势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8月初，第十二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突然宣布拟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市场情绪迅速转换之下，人民币汇率十年来首次跌破“7关口”。

“7”在过去十年一直被看作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心理关口。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一旦破7，市场恐慌情绪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购汇潮。

过去几年，即便是在2015年“8·11”汇改到2016年间出现较强顺周期效应时期，央行也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等措施，花大力气让人民币汇率守住了“7关口”。2018年下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全年跌幅超5%，最低报6.978，与7仅相差22个基点。

图2 2015年、2018年、2019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尽管如此，当2019年“破7”真正来临之际，恐慌并未出现，市场表现出的是出奇的平静。没有单边贬值预期，如2016年一般的居民购汇潮也未再重演。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全年跌幅还较上年有所收窄。

市场情绪从银行结售汇数据中可见一斑。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结售汇多数月份表现为逆差，反映客户购汇需求强于结汇需求，但是，与2015-2016年间相比，逆差规模明显偏小。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远期始终保持净结汇，反映企业对未来人民币汇率预期偏乐观。

图3 银行代客结售汇差额和银行代客远期净结汇表现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外汇储备规模也有小幅回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55.91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约229亿美元，而2018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下降672亿美元。

图4 201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从国际收支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保持双顺差局面，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比上年全年多884亿美元（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17年来首次出现逆差，逆差规模341亿美元）。

净误差与遗漏项较上年全年规模略有扩大，这常被外界理解为资本流出增多。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汇率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长期为负，“既可能是少记了资本外流，也可能是多记了经常账户收入。但具体是怎么分布的，缺少可信的实证方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强调，“净误差与遗漏”是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过程中的一个统计问题，不能等同于相关的跨境资本流动。

图5 201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动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界面新闻从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情况来看，外资流入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2019年通过债券市场流入增幅较大。

图6 2015年以来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能够“破7不慌”，背后既有近年来政策层在外汇管理与加大对外开放等方面不断改革完善提供基础，有人民币上一轮由2016年单边贬值到2017年企稳回升的变化对市场起到的教育作用，也有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多变对市场适应性的磨炼之功。

从政策层的举措来看，此次“破7”之后，人民银行除及时通过喊话方式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常态化发行人民币离岸央票外，更多时间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表1 2019年中国央行发行离岸央票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界面新闻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进程的影响仍不可忽视，但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让人民币有望告别连续两年的跌势，重回7以内。

界面新闻采集的14家机构预测显示，人民币明年有望企稳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延续双向宽幅波动，不同机构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看至6.25，最低看至7.5。

表2 14家机构对2020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测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梳理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对界面新闻表示，201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多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密切相关，磋商顺利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磋商遇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展望明年，考虑到特朗普关注重心可能向大选转移，中美经贸磋商相关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有所削弱，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年最高可能达到6.4左右。

此外，“弱欧元、强美元”的局面有望在明年发生转变。赵庆明说，结合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来看，欧洲经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明年有望好转，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预示了较为明朗的脱欧前景，给欧元、英镑回升提供支撑。美国财政赤字上升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则将逐渐显现，美元指数大概率下行，有跌破90的可能。这些都有助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也指出，2020年，人民币有转强趋势，回到7以内的可能性更大，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为（6.25，7.19）。

2月13日，中美先后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汇率问题是内容之一。

“尽管从文本上看是比较原则性的内容，但我倾向于认为中美之间围绕汇率问题会有框架性的协议。”谢亚轩说，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可能都会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这两方面都对人民币汇率有支持。

他认为，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可能向国际领域扩展，进而推动欧元回升。“过去一年，弱欧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美会不会共同倡导在国际领域达成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是比较重要的。”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原标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中国外汇市场在2019年更具韧性，并与经济金融的开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

本刊特约作者 王子实/文

2019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走势颇不平凡，USDCNY从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贬至7.1850，虽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内贬值幅度仍达4.4%，全年最大波幅达7.7%。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很艰难，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看到汇率市场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仅市场参与者变得更为成熟理性，市场监管环境也更加宽松和开放，同时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风险事件冲击时也更具韧性。这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市场正朝着更加稳定、开放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推动贬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4月，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市场一度预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阶段性低点。

第二阶段：5-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场对7的整数关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脑大阪会议达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荡。

第三阶段：8-9月，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岸、离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USDCNY价格最高一度涨至7.1850上方。

第四阶段：9月开始，双方重启贸易磋商，并最终于12月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致，人民币兑美元也逐渐升至7的下方。

从上述各阶段的走势来看，基本面是人民币走贬的基础，贸易摩擦是人民币波动的推手。

贸易冲突带来的汇率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冲突双方经济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2018年年底的数据测算，对华出口只占美国GDP的约0.6%，但对美出口占到中国GDP总量的3.5%左右。中美双方在贸易依赖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人民币在贸易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民币跟随贸易战升级而大幅贬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市场情绪看，贸易摩擦消息推动人民币大幅波动。2019年，USDCNY的趋势性走向依旧与2018年一样，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推动明显；短期的大幅波动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涨均是受中美贸易战升级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则是受到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币与“篮子”的相关性增强

自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逐渐放松对美元的盯住，转而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波动而波动。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波动暂时脱钩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并不能根据这种暂时性的背离就得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一篮子货币波动相关性在下降的结论。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汇率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远高于2015年汇改以来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水平相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水平大幅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只有美元指数波动率的1/6左右，但2019年，这一比率几乎接近1/2，显示相对于外部事件，市场在2019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程度更高。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继续提升。7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在2016年，2018年市场最动荡的时候都没有被突破，市场普遍预测这一位置上，市场参与者做空人民币会相对谨慎，同时央行也会有意无意维持这一价格。但市场刚性预测区间被打破之后，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USD/CNY的汇率。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及这之后的走势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人民币波动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破7”不仅打破之前市场对央行干预市场的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对人民币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并不准备通过设置硬区间来干预市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市场放弃对央行干预市场的期待，价格的变动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来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开在市场交易区间下方，并与市场交易区间有较大差距（图1）。在这一点上，应该理解为央行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既要让市场放弃央行直接干预市场的预期，又要令市场对汇率波动的稳定性有一定预期，不要出现恐慌情绪，毕竟汇率的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更趋理性，汇率有韧性

2019年，人民币汇率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结售汇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2019年之前市场的大幅波动时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客户会有“观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况，但2019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随之能够看到客户跟随市场变化逢低购汇、逢高结汇。从数据上来看，可以明显看到，2019年较2018年相比，结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多同向变动，而售汇率与USDCNY汇率更多逆向变动（图2）。另一方面，从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化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逾3.1万亿，较2018年底增长35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205亿美元。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外储规模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市场对于事件驱动贬值的反应更为理性，而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转变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加上A股和国内债券被纳入全球性的指数，令外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2019年，MSCI三次调整A股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中国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分别达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时罗素6月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正式纳入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之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股市北上资金累计流入3519亿元，较2018年增长20%。根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达1.88万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长3637亿元，增幅达24.55%。外资的进入既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平均为25%左右，较2018年20%的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图3）。

汇率升中趋稳，国际化还需提速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短期有可能走强，汇率波动水平进一步降低，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短期内中美贸易对抗的强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为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大选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可能作为其竞选筹码之一，如果考虑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很难预期短时间内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特朗普还是会维护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成果，而将第二阶段的协议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因此人民币面临的贸易争端带来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缓解，进而有可能进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是市场对于贸易摩擦的反应变得更为不敏感，比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2000亿美元×10%，2012年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我们可以看到虽然2019年9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强度变大，但相应的汇率波动却有所降低，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更为理性；二是中国多方面的开放政策给人民币波动带来了重要的缓冲。笔者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会继续朝着稳定、开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币波动变缓的趋势将继续延续，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波动的边际影响效果会进一步减弱，在贸易摩擦减缓的趋势下，人民币波动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民币的涨幅：一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疲软，人民币尚无大幅走强的基础；二是中美对抗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长期来看，双方在科技、金融、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争端升级将是一个大趋势，人民币始终会受到中美冲突的影响难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从政策利率的调整节奏上看，最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将在2020年维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银行就调降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开始放松，未来LPR有可能进一步下调，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况下，人民币涨幅会受到限制。

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的中长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框架下实现相对的汇率稳定，就需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改革，但近几年来这一进程有所放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商品计价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如果未来想要在外部风险事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通过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政策来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减少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结算、计价、外汇储备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无法撼动，未来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币支付的比重，加强人民币同其他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建立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发现机制，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等，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独立性越高，人民币汇率受到单一事件的影响才能越小。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